日治初期開始以現代史學方法整理大岡山地區歷史，就出現「竿蓁林與阿公店是同一地點的不同時期地名」的論述，長期以來衍生出各種「文史典故」。本文整理史料脈絡後發現，兩者其實位於不同地點，「竿蓁林塘」與「阿公店街」的記載同時首度出現於1719年的《鳳山縣志》，阿公店街是由泉州商人集團建立的商業聚落，竿蓁林是位於街南與阿公店溪交界處的軍事單位。在19世紀中葉後，因為軍事單位調整，竿蓁林軍營取消改名「阿公店汛」，竿蓁林地名自此消失。
竿蓁林與阿公店同時出現於1719年，不是阿公店的古地名
日本統治臺灣後，開始以現代學術方法整理台灣文史，最重要的人士即伊能嘉矩。在臺灣地名的整理，最早且最重要的參考書是他1909年出版的《臺灣地名辭書》，書中的「阿公店街」辭條寫著：
「阿公店街(A-kong-tiàm-koe)在仁壽上里東北部。…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鳳山縣志》所見竿蓁林街者是。據云，最初尚未開拓之際，此地帶為森林（竿蓁林地名，蓋因此而出），當時此地有一老翁構一草店鬻食行人。南部福建語稱祖父（用為老翁之敬稱）為阿公(A-kong)，因稱之為阿公店，遂轉為土名。如此，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成書之《（續修）臺灣府志》記為阿公店街。……」[1]
伊能先生的記載認為，「竿蓁林」在1719年就出現，而「阿公店」的地名要到1764年才記載，這是不正確的。拜現代科技之助，我們用〈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搜尋就可得知，[2]其實在1719年的《鳳山縣志》中，並無「竿蓁林街」一詞，而是「阿公店街」與「竿蓁林塘」兩個地名，兩者同時出現於「輿圖」與文本，「阿公店街【屬仁壽里。】」，「竿蓁林塘目兵六名」。[3]在〈輿圖〉中，竿蓁林塘位於阿公店街以南，阿公店溪以北。[4]
日治時期臺灣地名研究的另一部經典，1938年安倍義明的《台灣地名研究》，在介紹「岡山」地名時，明顯延用伊能嘉矩的資料，歸納寫出了「『竿蓁林街』乃是岡山的最初地名」的句子，巨大的影響了後來的文史研究者，我以前也是其中之一。[5]
不過，在那個只有古代手工製線裝書可翻閱，又沒有電子資料庫可搜尋的時代，還是要感謝伊能嘉矩等人的開創，也許他拿到的版本沒地圖又缺頁，或是由於台灣有二本《鳳山縣志》，他筆記整理時記錯所致。
作為商業聚落的阿公店
商業性質的阿公店是何時出現的？個人認為《岡山壽天宮宮誌》記載，阿公店街媽祖於1712年(康熙51)自臺南的全臺祀典大天后宮分靈而來，是最重要的線索。[6]泉州晉江人施琅在澎湖打敗鄭氏海軍後，掌控全臺經濟利益，信奉媽祖的施琅在全臺當時的主要商業聚落建立媽祖信仰體系，作為經濟、宗教、管理人民合一的機關。位於臺南府城與鳳山縣城中途的阿公店，約在清國統治30年後開發出來，成為此區的最主要商業聚落，來自台南的商家在1712年自府城分靈媽祖來此，發展有成後，到了1769年(或1798年)才共同出資建立此地最早廟宇「壽天宮」。[7]
位於其南邊阿公店溪北岸的竿蓁林，位於府治南路(省道)與阿公店溪交界，是交通樞紐及地形險要之地，其設置原因是用來保護此區最重要商業聚阿公店街，在阿公店街形成時同時設立軍營。
竿蓁林作為軍事單位的變遷與消失
清國自1684年後統治臺灣，於福建省增設「臺灣府」，軍事上隸屬「福建分巡臺廈兵備道」。自1684年到1895年間，自清國本土派班兵來臺駐守，軍事單位因應時空變化而調整。臺灣地方軍事最高指揮官為「總兵官」，協助總兵官的高級將領為「副將、參將」，中級軍官為「游擊、都司、守備」，防守汛塘的低階軍官為「千總、把總」。「汛」與「塘」是最基礎的軍事單位武裝據點，「汛」由低階軍官帶兵駐守，「塘」只有士兵。汛塘佈署於交通樞紐及地形險要之地，平時負責管理治安、防守驛道、傳遞公文，戰時為前哨警戒。[8]
1720年以前，在「觀音山汛」下設有10塘，除「竿蓁林塘」外，還有赤山塘、楠仔坑塘、角宿塘、北領旗塘、小店仔塘、角宿塘、援勦右塘、赤嵌塘、彌陀港塘。[9]
由於1721年爆發朱一貴事件，而且是在大崗山起兵，故在1721年後，大岡山地區的軍事單位全面昇級，竿蓁林塘提昇為「竿蓁林汛」，士兵由原本的5名增為10名，其他的還有觀音山汛、石井汛、打鹿潭汛、小店仔汛、二濫汛等。[10]
在1786年發生林爽文事件到1862年戴潮春事件之間，竿蓁林汛降為「竿蓁塘」，為石井汛管理的6塘之一，其他為二濫塘、小店塘、觀音山塘、蘭坡嶺塘。[11]
1862年後到1895年清治結束之前，此區的軍事單位出現最多駐守50名士兵的「阿公店汛」，原本的「竿蓁塘」消失。當時的軍事佈置作法是把許多小單位兼併成較大單位，「阿公店汛：兼轄二濫塘，舊設外委一名、兵五十名。同治八年(1869)改設：把總一員、兵四十名、兼轄石井塘。」[12]石井塘與二濫塘都由阿公店汛管轄。
這時期可能為了節省人力與經費，不再維護位於阿公店溪邊的獨立兵房，改在阿公店街南端租民宅為宿舍，[13]岡山街耆老劉國明所繪的〈日治末期到國府統治初期岡山老街地圖〉，在開元街與維新路之間的維仁路段，有「驛站」地名的記載，[14]此地區到了日治初期仍是軍營及宿舍。
推測竿蓁林汛在這時北移到當時阿公店街的南端，名字改成「阿公店汛」。當時此區有的軍營還有觀音山汛、小店塘、蘭陂嶺塘、二濫塘。[15]
岡山地區「竿蓁林」相關記載最後一次出現是在1894年底整理好的《鳳山縣采訪冊》：「大藔橋【仁壽。一名竿蓁林橋】：在縣北三十五里。長二丈，寬四尺，縣治往郡經此。嘉慶五年，歲貢生許名揚造；光緒十七年，林懷恩修。」[16]記載在1800年歲貢生許名揚捐錢興建「大藔橋」。大藔聚落在日治時期寫作「大寮」，戰後改為「大遼」。
「竿蓁林橋」就是今日岡山路南端的「阿公店橋」，以前的阿公店街(即今維仁路)過了維新路後朝向東南接省道岡山路，通過此橋往南到鳳山縣城。此橋在日治1912年，政府出資改建為鋼筋水泥橋，是岡山第一座水泥橋，並改名「阿公店橋」，[17]1964年拓寬，岡山人也稱做「第一橋」，據說是因為由岡山往南，經過的第一座橋是阿公店橋，第二橋是跨越典寶溪的「橋仔頭橋」。
「竿蓁林街」記載的商榷
從現存的清治軍事單位史料，我們得知至遲在1862年時，竿蓁林這個軍事單位的名稱消失，改名為阿公店。但有史料卻記載曾有「竿蓁林街」，這是什麼原因呢？
在臺灣文獻叢刊中，「竿蓁林街」一詞共出現2次，一次在1764年出版的《重修鳳山縣志》，一次是在日治初期才整理好的《鳳山縣采訪冊》。因為《鳳山縣采訪冊》的句子是「阿公店街(舊志作竿蓁林街)，」顯示是依據「舊志」，即《重修鳳山縣志》，所以就省略討論。
唯一的「竿蓁林街」記錄出現在《重修鳳山縣志》，是清治文獻中的孤例，應是筆誤所致。首先，在書中的〈鳳山縣全圖〉中，記載有「阿公店街」及「竿蓁林汛」。其次，書中記有顯示竿蓁林作為軍事單位功能的「竿蓁林汛」及「竿蓁林鋪」的記錄。而且，第一首記載阿公店的詩，〈宿阿公店〉就出現在這本書。以上都顯示，此記錄應是把「阿公店街」記錯所致。[18]
有人引用出現在《臺灣兵備手抄》中的句子，「十里至竿蓁林(即阿公店，外委一員，兵五名)」，[19]用現代語文的解釋，認為兩個地名是同一地點。但這本手抄其實只是1872年至1873年(同治11至12年)間林宜華擔任臺灣鎮總兵官時所使用的小隨身手冊，[20]原句只是意謂「竿蓁林汛與阿公店緊鄰」。
況且在這句子後面馬上有「十里至小店塘(即橋仔頭，兵五名)」的句子，但其實小店仔與橋仔頭也是緊鄰的聚落，最初並非同一地點，「『小店仔街』成為廣大農村的商品交易地，北向延伸成橋仔頭，後來向南貫通了礁巴思戎，並連成一氣…。」[21] 1738年考中舉人的陳輝的有首詩作，標題為〈礁巴師戎曉發(即小店仔)〉，[22]只是意謂礁巴師戎緊鄰小店仔，並非同一地點的不同地名。閱讀古史料時，要注意不先入為主的用現代語文詮釋古文，減少誤讀與解釋。
Kuann-tsin-nâ(竿蓁林)的漢字書寫問題
所謂地名漢字的對錯，其實是日治中期以後，現代政府公文書要求，才開始有統一規定的文字。在清代台灣的史書，有許多台語發音相同但漢字不同的記載，文史工作者必須更有耐心的推敲。
1842年魏源出版的《聖武記》第七冊刊有〈康熙重定臺灣記〉，文章記載朱一貴事件始末。1721年夏四月時，「……許雲躍馬陷陣，官兵繼之，賊大敗，退屯竿津林。……」，[23]文中的「竿津林」台語發音與「竿蓁林」相同，從上下文脈絡可知是同音不同漢字的記載，其實是指當時設有「塘」的竿蓁林塘。
古代人在畫古代地圖時，由於地名全是手寫，如果一個字寫錯就要重來是很恐怖的事，很多時候就懶得改了，大概看得懂就好。像1742年《重修臺灣府志》的〈鳳山縣圖〉寫的是「葭蓁林」，1862年《皇朝直省地輿全圖福建全圖》寫的是「竿榛林」。
「竿蓁林」其實是臺灣地區很普遍的地名，淡水捷運就有漢字完全一樣的「竿蓁林站」。臺灣相關的漢字古籍抄寫過程，由於台語漢字的發音特性，加上抄寫者筆誤，就出現種種「錯亂」，研究者都要小心注意，避免執著於「文字」而落入先入為主的陷阱，曾有人整理，竿蓁林有時會被記成「芊蓁林」，是很有趣的臺灣漢字現象。
[1] 伊能嘉矩著 , 吳密察譯，《伊能嘉矩．臺灣地名辭書》(新北市：大家出版，2021)，頁403。
[3]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鳳山縣志臺灣志略澎湖志略》(臺北市：文建會，2005)，頁90(卷之二規制志街市)、(卷之五武備志陸路防汛)頁120。
[4]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鳳山縣志臺灣志略澎湖志略》，頁11。
[5] 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臺北市：武陵，三版六刷，2001)，頁215。
[6] 郭秋美策劃主編，《岡山壽天宮宮誌》(高雄市岡山區：岡山壽天宮管理委員會，2023)，頁33。
[7] 有關壽天宮建廟年代，1898年臺灣總督府調查是在1769年(乾隆34)，1895年的《鳳山縣采訪冊》記錄是1798年(嘉慶3)。
[8] 盛世豪，《清代臺灣綠營陸路汛塘分佈變遷》(臺南市：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3)，頁12-16。
[9]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鳳山縣志臺灣志略澎湖志略》，頁120。
[10]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193-195。
[11] 楊文顯，《清仁宗實錄選輯》(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154。原文為「竿蓁塘」，可能是漏植「林」字，或是改名，另外，小店仔汛改為「小店塘」。
[12] 薛紹元，《臺灣通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658-659。
[13] 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頁363。
[14] 楊春鳳、劉天賦，〈繁華破壞一瞬間：日治末期的岡山街生活〉《高縣文獻第二十四期：岡山采風》(高雄縣鳳山市：高縣府，2005)，頁175-176。
[15] 盛世豪，《清代臺灣綠營陸路汛塘分佈變遷》，頁118-120，172-178。
[16]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鳳山縣采訪冊》(臺北市：文建會，2007)，頁173。
[17] 〈橋梁落成〉，《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6月25日，5版。
[18]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頁7、31、194、197、417。
[19] 葉高華編著，《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解讀》(臺南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7)，頁61。
[20]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兵備手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0)，頁1-2。
[21] 吳進喜，〈岡山地區的區域性〉《高雄文獻》1卷2期(高雄市：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011年9月)，頁84。
[22]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頁400。
[23] 丁曰健編著，《治臺必告錄》(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