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由右昌走台17線北上，一經過典寶溪不久，在路的右邊就會看到一座紅色牌樓，標示著「聖安宮」。此廟之中所祭拜的，是岡山後協聚落傳奇人士盧石頭。你不禁要問，為何一位岡山人會在梓官的典寶聚落受到民眾建廟祭拜？為何不是在岡山？為何盧石頭在日本時代被視為是「土匪」？為何到了國民黨時代被視為「烈士」、「英雄」？岡山地區的社會在日治初期為何如此動盪？
本文將整理各個時代的各種資料，試圖還給這位在不同時代而有多重面貌的岡山傳奇人士，一個接近真實的面孔，在此同時，也必須了解當時岡山地區的社會時空背景，為何會出現盧石頭這位人物。
一、日治時期官方史料中的盧石頭
要了解一個擁有多重面貌的傳奇人物，仍是要先從官方的史料開始了解。生於清國時代，卒於日治時期的後協人盧石頭，其主要的官方史料，都是日治時期的記載。
盧石頭，出生於1870年，依當時的行政建制，是清國福建省台灣府鳳山 縣仁壽上里后協庄人。依據1898年12月「第十五憲兵隊」的報告，盧石頭當年是28歲，是仁壽上里后協庄人士，有部下50名。[1]盧石頭是「抗日首領」，於1895年底加入抗日，從屬於魏少開、楊修、吳哮之下，與他們合作，盧石頭「性貪惰、不務正業、終投匪群」。[2]另有資料指出，盧石頭經常出沒於阿公店街附近，主要的根據地是嘉祥內里崗山頭庄地方（現在大崗山北端的崗山頭），與戴籃、盧炳等人是同級的，約有30到40名手下的「匪首」。[3]
依「阿公店辨務署」的記錄，盧石頭的同黨與手下有梓官庄的郭撬、王東元、王居才，後協庄的宋馬、王番鼠、呂猛、余查某，劉寶光庄（即現在劉厝）的劉決、劉（？）敵，中崙庄的張振、歐番、陳王，同安厝庄的蔣行、蔣徵，港口崙庄的蘇港、蘇墜、蘇德川，港仔后庄的林進財，頂鹽田庄的顏諒，前峰庄的蔡文魁，阿連庄的朱勝等人。[4]
據後來被捕的崇德西里林仔邊庄（現台南市仁德區大潭里）土匪張土員所言，盧石頭是當時大崗山土匪的第二號人物。[5]
清國時期經常爆發民變的大岡山
現在的大岡山地區，在荷蘭人來台前後，是西拉雅族支族的活動領域，有人認為是馬卡道支族，也有人認為是搭加里揚社群，但在荷蘭政權於1635年12月發動的「聖誕節之役」後，加上後來漢人鄭氏王國的驅趕，及清國引入漢人的開墾和同化，此處在清國統治時期已幾無原住民，留下來的平埔族也都接受漢化的命運。
由於清政府的消極治理，台灣被政府形容成「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民間發動的反政府民變相當的多。而大岡山地區，在清國統治時期，是台灣島上特別的「民變多發之地」，主要原因是此區的大崗山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大崗山位於當時鳳山 縣，又緊鄰台南府城，在此起事就能馬上威協到台南，而且是在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優良戰略位置。在陸地上，可截斷當時台灣南北往來最重要的道路，可以透過二仁溪和阿公店溪向東到達台灣海峽，往西就可以到觀音 山、羅漢內門的山區，即可以到平地動員游民，戰敗時又可以退入山區躲藏。[6]
由於上述的原因，在清國康熙到乾隆三個皇帝統治時期，台灣發生過的七次民變，就有四個動亂與本區有關，朱一貴、吳福生、黃教這三個事件，都是在從大崗山發動的，而在林爽文事件時，南路人馬也佔據大崗山為重要基地。[7]
1898年11月前阿公店的匪亂現象
1898年3月21日，當時岡山的行政單位，「阿公店辨務署」發生了重大的侵入失竊事件，損失慘重。在當天凌晨一點多，盜匪趁辨務署人員稀少的時間，直接進入署內的木造金庫，偷走了銀幣1700多圓，紙幣400多圓，以及鴉片煙膏35盒外，並進入官員辦公室，奪走鐘錶毛毯等私人物品。後來發現是「後協庄匪首盧石頭」帶領山豬窟匪魁魏少開及其14位手下所為。[9]
阿公店辨務署被盜後，可能是由於魏少開等勢力發現此處易於下手，故在1989年5月17日到19日之間，日本憲兵發現有300到400人聚集在觀音 山，由陳魚、魏少開、黃臭、張石定等人召集，意圖襲擊阿公店街的情形。得知消息後，阿公店街的「內地人」（日本本島人）都聚集到「天友樓」旅館，以便於緊急撤退。在調動台南和鳳山 的憲警增援後，意圖襲擊的群眾被擊退。24日，又有數百人意圖襲擊阿公店郵局，被擊退。[10]
依《台灣憲兵隊史》記載，1898年七、八月間，魏少開有200多名部下，與盧石頭的100多名部下，襲擊楠梓與右昌地區。當地的憲兵隊伍長坂元森之助率領部下對抗激戰，魏少開首先戰死，剩餘的群眾與盧石頭退到典寶溪，欲渡溪退到彌陀大舍甲地區，「盧石頭中彈墜溝身亡」，剩餘群眾作鳥獸散。[11]不過，這段記載的可信度相當有問題，因為這麼重大的事件，死了兩位首領，理應有清楚日期，記載卻只寫「七八月間」，相當有問題。真正的事件，應是發生在同年12月才對。
同年9月9日，陳魚、魏少開、黃臭、張石定等人又再度聚集群眾，同月28日，共有200多人發動攻襲阿公店，先到五甲尾（現在岡山嘉興里），在射殺中村森三郎之後，匪徒同時切斷電話線，向阿公店街進擊。在鳳山 憲警過來支援阿公店之後，匪徒被擊退到五甲尾散去。[12]
同年10月13日，盧石頭、陳魚、魏少開、黃臭、張石定等人，在五甲尾附近聚集300多名群眾。憲警派隊出發到五甲尾偵查，巡查隊長中村被擊斃，匪徒切斷電信設備，分兩路向阿公店前進，因匪徒人多勢眾，所有憲警都退到阿公店街。憲警堅守阿公店街北口（應是現在維仁路壽天路交叉處）以及壽天宮一個多小時，阿公店街未被攻下，匪徒撤退到五甲尾，在鳳山 支援的警力來援後，匪徒於第二天被擊潰。[13]
這個事件，當年的《台灣日日新報》曾有如下報導：
「〈逮捕土匪小頭目〉。陳王，24歲，是阿公店中崙庄的地方小頭目，從前曾參加「襲擊阿公店」的叛亂活動。事平之後，心有不安，想要逃到厦門或香港，結果在台南被捕。根據他的同夥自白，得知一些以前襲擊的情資。該活動中，張擺帶領五六十名部下，程蕃（香）庄的張旺帶領部下二百名，約好在晚上，從五甲尾出發襲擊阿公店辨務署。」[14]
報導中的「陳王」，是吳哮的部下，潛伏於「五甲尾庄、頂下螺底庄、右沖庄五里林庄、頂鹽甲庄附近」，常出沒於阿公店街及橋仔頭街附近之軍道，里道及村庄，從事掠奪。[15]而程香庄的「張旺」，就是後來參加余清芳事件中的「張重三」，「襲擊阿公店」事件，是指10月13日，魏少開、盧石頭等首領，集結數百部下，從五甲尾攻擊岡山街的事件。[16]
11月18日中午，有民眾通報赤崁派出所，有上百匪徒群集於援中港。當地憲警得知後，派出3名警察前往偵查，在蚵仔寮遭遇匪徒，與之對抗。但由於人力懸殊，只能堅守，憲警後來逐步被逼退到大舍甲庄。匪徒由於天色已晚，才向海岸方向撤退散去。[17]
1898年11月起的「南部大討伐」
1898年10月，台灣總督府通過「律令第24號」，發布「匪徒刑罰令」，規定不論其目的為何，凡結合多數人以暴行或脅迫手段以達其目的者，皆視為「匪徒」。當時台南縣的知事磯貝靜藏為解決轄區（當時的阿公店屬台南縣）的嚴重動亂，依此辦法，召集憲警，決定在動亂嚴重的北起嘉義，南至屏東北部的地區進行兩次「討伐」，史稱「南部地區匪徒之大討伐」。
「南部地區匪徒之大討伐」共有兩次，第一次討伐的區域大致為現在的台南市以北，實際的掃蕩動作自11月25日開始，12月12日結束；第二次的區域大致是台南市以南，自12月20日開始，同月25日結束。第二次的討伐，以在「阿公店區域」[18]的行動最為殘暴，憲警為了確實掃蕩「匪徒」，以「無差別」的作法，在許多可疑庄頭以「清庄」與的方式屠村，造成數千人死亡與數千戶房屋的毀壞，導致在台灣傳教的多國宣教師聯合向香港《每日新聞》(Daily News)投書控訴此一「非人道」的行動，成為國際事件，史稱「阿公店大虐殺事件」。[19]
12月初阿公店的最大襲擊事件
11月25日開始的第一波「討伐」，在岡山地區的匪徒應有聽聞，在將被剿滅的壓力下，12月初，岡山地區遭遇到日治以來最大的攻擊。12月2日到3日，又有由盧石頭、魏少開等人率領的群眾，意圖攻擊阿公店。此次可能是由以往學到的教訓，發現只單從阿公店東北的五甲尾進攻不夠，這回匪徒兵分兩路進擊阿公店，還有另一隊自阿公店的西南方進攻，這個系統應就是後協的盧石頭所協助的。那兩天，在大岡山地區共有500到600名匪徒聚集。[20]
12月2日早晨，在候缺（岡山潭底里）與枝（拔）仔林[21]之間發現有大約300匪徒，後來這些人移往西邊的海岸。當天下午彌陀港就被襲擊，帶領攻擊的是彌陀港「小匪首」林戇面。憲警聯合的隊伍到達彌陀港時，庄內居民都緊閉門戶不敢出門，派出所遭到焚毀，除一位被砍頭的警員屍體外，其餘警員都逃至梓官或躲在民房。[22]憲警聯合的隊伍不久就由於匪徒再度進擊彌陀港而退到梓官，再退到阿公店，導致當時自彌陀港到蚵仔寮之間的海岸地區，全被匪徒佔領，其人數約400名，並擁有4門大砲。[23]
當天晚上，在後協庄，有300名匪徒集結，原本要聯合在五甲尾的匪徒攻擊大湖 支署（現在的湖內區大湖 里），在50名憲警抵達後協包圍前，匪徒已離開。而在岡山東南方的蚵仔寮（梓官蚵寮三里）、茄苳坑 （梓官茄苳里）都有大量匪徒的蹤跡。[24]《台灣憲兵隊史》記載，當天晚上，由13名憲兵和7名警官組成的隊伍，在梓官東部與盧石頭等200多名匪徒激戰，有27名匪徒被憲警殺死，盧石頭與剩餘群眾向頂鹽田（橋頭頂鹽里）方向逃逸。[25]
直到3日，鳳山 的支援警力來到，在海岸的匪徒才南向往桃仔園（左營地區）及螺底山散去；而五甲尾的匪徒則往大崗山方向躲入田寮 山區。[26]不過這些匪徒後來在5日下午，又去襲擊阿蓮派出所。6日晚上則有憲兵在拔仔林附近與百名匪徒遭遇，將匪徒擊散的記錄。[27]
12月14日盧石頭戰死典寶溪
12月11日上午，陳魚率領約150位匪徒，襲擊援巢中庄，交戰一小時後，陳魚等人撤退。[28]12月13日，魏少開與盧石頭率領600多名匪徒進攻阿蓮庄 派出所，派出所共有10名警員，僅一位死裡逃生。[29]
14日11時，魏少開與盧石頭又帶領200多人襲擊右衝庄（楠梓區右昌地區），綁走庄長和次子等5人。楠梓庄的15名憲警前往右昌，雙方對峙到中午，匪徒不敵憲警火力，向北方的援中港撤退。在該地區的對戰，由於憲警人數太少，一度陷入困境，被匪徒包圍。下午4點多時，由於楠梓派出所增援的人力到來，忽然的衝擊讓匪徒措手不及而潰散，於是開始搭乘舟筏，要渡過典寶溪向北邊逃逸。當時的典寶溪寬約800公尺，憲警在盧石頭等人渡到溪中央時，以優勢武力在溪邊掃射，盧石頭等30多人當場斃命。[30]
按《彌陀鄉志》記載，雙方火力差距甚大，
按典寶橋義軍與日軍之戰，義民盧石頭氏率義民用武陣之宋江器具及綿被胎，裏火結陣抗衡日軍之重兵利器…，終被殲滅（有少數人逃出倖免），棄屍溪畔」。[31]
此事件結束後，岡山地區自清領以來的民變頻仍、盜匪眾多的現象不再出現。
二、戰後的盧石頭相關記載與活動
日治時期，日本官方將盧石頭定位為「盜匪」，但到了1945年國民黨來台以後，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就如同「俠盜」廖添丁在戰後的變化一樣，盧石頭在30歲左右被日本憲警殺死，在戰後「仇日」的蔣介石政權的「大中國意識型態」鼓勵下，盧石頭「抗日」的行為被美化，逐漸被描繪為「抗日烈士」。
此段整理1945年至今的民國時期，對於盧石頭事跡的書寫，都不是嚴謹的史料記載，包含有廟宇興建，文史記錄，以及依據這些記錄所編寫的歌仔戲。
1972年典寶溪「聖安宮」
聖安宮位於典寶溪北岸，地址是梓官區典寶里大舍南路293號，進入牌樓不久，就會看到一個日治後期所建的巨大砲台 ，廟宇不是很大，坐北朝南。
聖安宮主祀「盧聖伯公」，又名「盧府元帥」（也有「盧府千歲」的稱號），也就是盧石頭。廟的盈聯寫著「典寶溪流還碧血，梓官鄉境醒黃魂」。廟宇的興建是為了紀念1898年的「典寶溪事件」。當地民眾在1917年於此搭建草寮，名為「好漢公」；1932年整修改名「忠義祠」；1952年改為磚造小廟，到了1965年梓官鄉公所為「褒揚公之英勇」，命名為「保護堂」，1972年地方仕紳楊圍發起重建，尊稱盧石頭為「盧聖伯公」，後來楊圍更捐地建廟，現在的「聖安宮」於1981年落成。
廟堂的正中央，奉祀紅面的「盧聖伯公」，在廟的右邊廂房，保存廟宇早期奉祀「盧府元帥」的模樣，只是一張貼在牆上的紅布，上面寫著「盧府元帥」神位等字。聖安宮一開始是「好漢公」廟，是類似早期台灣民眾，在地方發現無主野屍後，就地埋葬並簡單搭築的「有應公廟」系統。早期台灣有許多單身的游民在四處遊盪，因故死亡後多隨溪流漂至庄頭，庄頭民眾為防該屍體的無人祭祝孤魂在地方作亂，多在發現之處就地興築簡易的「有應公廟」。
1983年〈盧石頭烈士抗日事蹟〉
〈盧石頭烈士典寶溪抗日事蹟〉一文，最初刊登於1983年的《高縣文獻第四期》，後來又被收入1986年版的《岡山鎮志》，大致依據「聖安宮」廟宇的記載所寫。
此篇文章記載「典寶溪抗日事蹟」，文中的盧石頭，是位求仁得仁的「民族英雄」。盧石頭，出生於清同治7年農曆11月2日（1868年12月15日），依當時的行政建制，是清國福建省台灣府鳳山 縣仁壽上里后協庄人，[32]家境清苦，原以趕牛車為業，後來組歌仔戲團，因為戲目多為忠孝節義故事，是故有了忠於民族的觀念。
1895年目睹日軍進佔台灣，內心自誓，「我皇漢民族，今淪為異族統治，實為莫大之恥」，故時常於表演時暗示觀眾勿忘抗日。1896年由於騎白馬率戲團經鳳山 時，被日本憲兵辱罵沒資格騎白馬，激發其愛國情操，回故鄉後協組「抗日義勇軍」，由最初30餘人逐漸增為300多人，並於與各地抗日組織連絡後，正式共同抗日[33]。
1898年8月，由於楠梓抗日的「李少開」被日兵圍攻身負重傷，派人到岡山向盧求救。盧石頭馬上帶著300多人馳援，不幸經過梓官的典寶溪時被日軍發覺，日軍除了猛烈狂射抗日人士以外，還告知赤崁村的海防部隊。全憑「勇敢」與「犧牲」之念，只以土製鳥槍、炸彈、彎刀、長矛為武器的抗日義軍，又遇到當時正夕陽西下，烈日極為刺眼，然彼等雖逆著陽光，仍奮不顧身，盲目還擊，愈戰愈勇。結果日軍兩面夾殺，全數壯烈成仁，而日軍之傷亡亦甚慘重。
依此記載，盧石頭是深具「民族意識」的抗日領袖，以後協為基地，在兩年內有了300位同志，但由於所擁有的只是簡單的武器，於是慘烈的犧牲生命，並造成日人的慘重傷亡。
〈盧石頭烈士抗日事蹟〉的錯誤與矛盾
不過，我們若把此文的「仇日」部份刪除，我們就會發現整個文章的「故事性質」大於「歷史文獻性質」，而且有部份不合史實之處。
文中所提及之「李少開」，應該是《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中提及的「魏少開」的筆誤，大概是由於台語發音類似所導致的筆誤。
另外，在日治初期，南部台灣尚無出現「歌仔戲」劇團的可能，因為土生土長的台灣歌仔戲源自1908至1909年間的宜蘭地區[34]。
文中所謂的「民族意識」，也相當矛盾，漢民族的盧石頭有「民族意識」，為何不反對非漢民族的「滿洲民族」的「異族」統治，只反日本異族統治？其實這種記載是根源於台灣解嚴前，由當時的中國國民黨所創造的「漢族中心」意識型態。按理，若要因日本人是異族而反對，為了「民族意識」而抵抗日本人，那麼，生下來即為「清國人」的漢人盧氏，原本就是一直被非漢族的滿洲族這個「異族」統治，他若有被異族統治是「莫大之恥」的感覺，在他開始有民族意識的青年時期，就該反抗大清帝國了吧。
文章所提及的時間亦大有問題，典寶溪事件是發生在，〈盧石頭烈士典寶溪抗日事蹟〉記載的是發生在模糊的「1898年8月」，應是由於作者只有看到《臺灣憲兵隊史》的436頁記載，未看到同一本書的400頁的，有確切日期和時間的記載。
2013鶯藝歌劇團《抗日英雄-盧聖公傳》
戰後的書寫將盧石頭描繪為以歌仔戲團為業的抗日烈士，2013年台南藝術節，台南在地的「鶯藝歌劇團」，就依此論述，由台灣民俗學家林茂賢擔任藝術總監，國光歌劇團團長呂瓊珷導演，寫成了《抗日英雄－盧聖公傳》的歌仔戲劇本，於2013年5月4日首度公演，後來此劇本也曾到台北等地多次演出。[35]
在廣告詞中，描繪盧石頭：
以身軀迎槍彈，抱持一死；為尊嚴對強勢，喚醒國魂
農夫出身的盧石頭因熱愛傳統民俗文化，遂買下一個劇團。當時的歌仔戲劇團在日本政府統治下難有發揮，盧石頭為了傳揚傳統文化與爭取人民思想自由，將歌仔戲表演融合傳統車鼓陣、踩街等民俗活動，讓人民知道臺灣需要有所改變。然此舉引發日軍不滿，雙方發生衝突時，殺害了盧石頭的丈人，不久，盧石頭結識了抗日義勇軍李少開，兩人齊心抗日。戰事一起，日軍節節敗退，但久戰之下盧石頭因武器不足，最終戰死於典寶溪，其英勇傳奇卻流傳後世。[36]
三、一些民間的說法
筆者長期在岡山做文史調查時，曾聽過一些耆老說過一些關於盧石頭的相關事件。
岡山黃老先生一聽到盧石頭的名字，就講了個台語的順口溜，
「盧石頭，大賊頭！」
有後協人士表示，盧石頭居住於現在岡山協榮里的變電所附近。
而日治時期住在原街尾崙的大遼藍先生表示，在清領時期，後協與街尾崙、劉厝三個庄頭，合組了一個「三角 聯盟」，是個聯合的庄頭自衞組織，應是具有一定武力的組織，而盧石頭就曾經是這個組織的負責人。
梓官人士表示，在典寶溪事件後，由於當時梓官方面的人要過典寶溪都「不平順」，地方人士原欲從某媽祖廟分靈在溪旁建廟化解。但「請示」結果指出，主要原因是盧石頭等人之魂魄未被安置，所以就興建了「有應公廟」性質的「忠義祠」來安置。
四、社會型盜匪－盧石頭的真正容面
盧石頭，被日本官方定義為盜匪，國民黨的地方志書則定義為英雄烈士，民間則是並存著兩個說法，其中一定是存有某種的模糊地帶，才會出現如此巨大的落差。
要探討盧石頭的真實面容前，我們必須要先了解當時的社會背景，由清領到日治，是台灣歷史社會變動最為為巨大的時代。清國時期的台灣政府，是個只要人民納稅，而且只派少數士兵巡邏領土的政府。這個政府不替大城市以外的區域造橋鋪路，地方沒有警察，沒有區公所及官員，也沒有法院、地政、戶政、學校等設施。但在日本統治後，亞洲第一個近代化的國家將這些現代國家的制度全盤帶入台灣，開始興建道路、鐵路，派官員憲警到各地管理掌控地方，而且，已經近代化的日本政府，不再能容忍以武力對抗政府的團體存在，巨大的社會變遷轉型，造就產生盧石頭的社會時空。
台灣傳統漢人社會的地域意識，在還沒有警察的時代，必須有「武力集團」或「民兵組織」保護地方利益。漢人移民到台灣開創天地，移民各自據地開發，形成特有的地域主義。各地方必須要有自衞的組織存在，以供抵抗入侵的各種外來勢力，維護庄頭的利益。在清領時期，各地方撥出一定經費維持這個武力集團，但是日本來台統治後，以現代化方式治理地方，各地都有公務體系和警察維持地方秩序，這些民兵組織失去了他們存在的理由，比較識時務的，轉型從事各種謀生，有些無法適應的，仍無法忘懷以武力生存的方式，以搶奪平民財產維生，就成了反抗日治的勢力。[37]
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邦曾以一本專書討論盧石頭這種人士，他稱之為「社會型盜匪」。他認為，人類世界最大的社會變遷，發生在近三百年，就是由前資本主義轉變成資本主義經濟社會，這個社會，將盜匪賴以生存的農業社會徹底摧毀。這些盜匪其實只是不肯輕易屈服的小農。而在日本人來台後，他們失去了生存的時空，為情勢所迫而落為寇，是當時時空背景下的一種「自力救濟」模式。他們希望透過這些動作，能恢復他們以前的「傳統生活的秩序」，但歷史的巨輪無情的輾過他們，他們的那種保守性的防禦動作，終告失敗。[38]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盧石頭原本是岡山後協地區，自衛武力組織的頭人，但在日本政府來台後，原本的賴以維生的「職業」種類消失，只好落草為寇，利用當時的社會矛盾生存，在大岡山地區以刧奪維生，當時的後協居民也與之共存。但日子一久，勢力逐漸擴大，為日本政府所不容，政府以各種手段孤立，在政府大力掃蕩土匪的1898年底，盧石頭等群眾終於被消滅。
現在台灣歷史研究之所以以複雜，原因在於每個政權都想利用歷史為政治服務，任意對歷史加油添醋，或是任意塗改，以致眾說紛芸，造成研究者在引用資料時的困難。外來統治政權更替頻繁的台灣，每個政府都忙著透過各種手段使人民信仰他們。相對於日本人將事件定位成社會治安上的匪徒作亂，台灣戰後的中國國民黨政權則由於日本侵華是其失敗於中國共產黨的間接原因，「仇日心態」將所有日治時期的抗爭事件皆提昇為國家（中國）民族意識的革命義舉。希望台灣的歷史，不再受到政治與意識型態的利用或剝削。
[1] 許錫專編譯，《臺灣南部地區抗日份子名冊第三冊》（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頁239。
[2]依日治時期岡山區的行政單位「阿公店辨務署」的調查。許錫專編譯，《臺灣南部地區抗日份子名冊第二冊》（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頁28。
[3]許錫專編譯，《臺灣南部地區抗日份子名冊第一冊》（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頁197-201。
[4] 許錫專編譯，《臺灣南部地區抗日份子名冊第二冊》（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頁7-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