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09

漫談岡山旅館發展

   清領時期,岡山作為台南與高雄之間的中途站與大聚落,就以旅宿業聞名。日治初期就有旅館與料理屋的成立,1930年代到終戰,是岡山旅館業大爆發時期。戰後直到1980年代,仍有相當多的旅館。但在1980年代後,由於道路建設與交通工具速度的進步,岡山街的旅館業迅速沒落。目前在岡山街區旅館已經很少,旅館移至岡山郊區,且通常是汽車旅館。

  本文匯整筆者所收集資料加上口訪耆老所得,感謝所有幫助的朋友。

 清領阿公店的客棧

  1762年王瑛曾所編寫的《重修鳳山縣志》有首錢元煌的〈宿阿公店〉,描寫的是18世紀中期(雍正到乾隆前期)一位旅客對阿公店街的印象:

數間茅店抱村孤,多少征塵向晚投。犬慣迎人如問信,雞何逐客太狂呼。更闌篝火喧初寂,夜半炊煙饌又鋪。物色英雄誰隻眼,不如濯足且傾壺。[1]

舊稱「阿公店」的岡山,自1720年代出現於史冊後,因為地理位置在台南府城與鳳山縣城間的中途,逐漸發展成為「阿公店街」。清領時期發展的區域大約是現在壽天路到維新路之間的維仁路,日治時期則向南發展到今日的維仁路30巷。

  到清領結束前,就如同筆者在〈岡山「特種行業」變遷史()〉一文所述,當時阿公店街的客棧大多是駐軍士兵兼營的,大多是簡陋但可蔽風雨烈日的土埆厝,提供住宿及早餐,也同時就是地方的餐館及娼館。

  我們從1872311日馬偕投宿中壢某客棧的記載,來推估阿公店客棧的可能樣貌:

 「中壢客棧是土埆蓋成的平房很低矮。房間非常小,只能擺三張床,別無椅桌和立錐之餘地。所謂眠床,不過是木板,以磚為腳,床上只鋪上一張破舊且骯髒的草蓆,而無彈簧也無被褥。房間沒有窗子,也沒有可以通風的開口。所用的燈光是一隻花生油碟子裡的一條燈芯草,地上潮溼,壁上發霉,不但被人亂寫了字,還有三代同堂的小動物在爬著;更有令人發昏的鴉片煙味,門外有豬在汙泥中打滚,鷄鴨隨意在各處散步……[2]

日治前期1896-1930

  日人治台不久,在1898年,岡山就有日式旅館「天友樓」的記載。在領台初期,臺灣仍是像中國絕大部份地區一樣,是盜匪橫行的地方,而由於執政還不夠穩定,居民竟還會看苗頭不對,與土匪站在同一陣線。18985月上旬,鳳山臺南間土匪聚集的警訊頻傳,據報在519日,陳魚、魏開等人帶領的黨羽二、三百名聚集,將在夜晚襲擊楠仔坑及阿公店,臺南旅團派一個中隊支援阿公店,並電令守備隊死守。[3]

  「土匪襲擊之報傳至,阿公店居民即起而響應土匪的行動,街內內地人會集旅館天友樓以備不測,辨務署、邸政局亦加緊警戒,至夜半臺南之援兵抵達,民心稍見安堵之色……。」[4]

在這文獻中,我們看到最早的岡山日式旅館的記載,「天友樓」1895日本領臺後,為服務愛乾淨的日本人,台灣各地開始出現日本式旅店,「天友樓」依當時的阿公店街聚落發展情況,應該是位於今日的維仁路。

岡山在日治前期,由於各種基礎交通建設的發達,岡山的現代化的乾淨的旅館逐漸增多。就像明治維新開始後,日本花了約30年的時間,在硬體及軟體各方面帶領日本進入現代化生活。岡山大約到1930年,由於政府在大岡山地區進行現代化的陸路交通建設,將岡山打造成周邊地區的物產集散中心,四面八方的物產都到岡山火車站集合,再轉運販賣到全國各地。

  此時期的旅館與料理屋應該還未分得太清楚,除非有特別情形,不然店名中有料理屋或旅館的,多是兼具料理屋、飲食餐館、旅客住宿的營業形態。

  筆者手邊有一本自拍賣網站購得的李朝宗先生的《諸帳》,是他1927年到1929(昭和2年到4)的帳簿紀錄。其中看得到的當時岡山料理屋的名稱,計有「福月樓郡英樓(原名遊春閣)岡山樓聚仙樓寶美樓。這些料理屋酒樓,當時應該也有提供部份的住宿功能。

  1929年出版的《臺灣商工人名錄》中,記載著二間岡山旅館的資料,分別是山崎カツエ經營的日式旅館「大崗館」,臺灣「本島式旅館」登錄的是澎湖人呂有秋經營的「大安旅館」。[5]

  1930年代後,由於政府已規劃岡山做為南進的重要軍事基地,岡山進入大建設時代,在岡山活動的人群大爆發,出現更多更高級的、專門提供住宿的旅館。當時舊火車站前今岡山路東側,及岡山路以東至火車站間的平和路段,出現許多旅館,岡山路公會堂對面有旅館澤,路口東南角有屋旅館

以下介紹日治時期代表性的三間旅館,分別是在岡山路的臺式旅館大安旅館」,維仁路的日式岡田旅館,以及日治後期成為日本海軍航空隊岡山基地招待所的吾妻旅館岡山支店

大安旅館

舊省道相片,在照片右側可看見大安旅館廣告看板

 日治20餘年後,各地基礎建設大致完成,清國時期的縱貫線拓寬改造成適合汽車行駛的現代化道路,陸路取代水路,現在的岡山路成為主要貨運及南來北往的重要道路,加上岡山火車站就在旁邊,現在的岡山路及平和路的交叉口成為交通流量最巨大的地點,許多旅館也都開在這附近。

  大安旅館一開始由呂有秋經營,茄萣人陳磮於1938年左右到岡山發展,[6]接手經營大安旅館。[7] 1897年次的陳磮,精通漢學,公學校畢業後成立私塾「尚古軒」,20歲開始行醫,到岡山除經營大安旅館,同時成立中醫院「泰安診所」。

  大安旅館後來出售給李森佳醫師,李醫師於1976年在同址開設李大安診所。筆者在整理尋找岡山二二八事件的過程中,認識陳淇澤先生,陳先生有次回到岡山看老家,還帶我進去了解大安旅館的建築,整棟建築非常長,而且過程有五、六次的新建,原因應該是賺足經費後再增建。現在租給台灣大哥大。目前地址為岡山路396號,後方目前改建中。

  從小住在附近的許國泰先生表示,岡山路在大德一路至維新路間,由於自日治後期到1980年代是岡山旅館密度最高的區域,旅館皆抽取地下水供應旅客使用,土地有下陷現象,故至今仍為岡山路最易積水之路段。

岡田旅館

岡田旅館,《臺南新報》1936.10.1
                                                

岡田旅館自1925年開始營業,是岡山街唯一的內地人(日本人)經營旅館。[8]

1930年元旦《臺南新報》有「料理店旅人宿」的「岡田館廣告。在同年122日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有位47歲無職業的松井新一在岡田旅館」自殺的新聞報導,[9]岡田館應就是岡田旅館。

此旅館在1933年元旦的《臺南新報》廣告則改成「御旅館」的「岡田旅館」,表示經營項目捨去餐廳,單純作旅館。之前某史料說,岡田旅館即後來在柳橋西路上的第六河川局宿舍,[10]但筆者發現,岡田清夫的岡田旅館的地址是「岡山庄199」,[11]而現在的第六河川局位置日治地號屬前峰段,故第六河川局宿舍並非是岡田旅館。

  筆者試查目前「岡山段199號」地籍資料,發現此地號尚存,是在維仁路165號旁可通壽天路的巷子內,是兒時經常亂鑽的小巷。筆者於是去拜訪維仁路日治時期就有的老雜貨店新隆源」,1933年次的老闆娘莊洪招治,她記得165號旁巷內有一間很大間的旅館。如此可證,岡田旅館就在巷子裡。

在阿公店溪未截彎取直前,今壽天路自仁壽橋至維仁路間幾乎就是阿公店溪舊河道,維仁路阿公店街的家屋都很長,但屋後到溪邊就都是無利用的河川地,岡田旅社就是利用巷子內的維仁路家屋後方空地,興建旅館,反正那時岡山街的人幾乎都是走路做為交通工具。

1934年元旦的《臺南新報》廣告,有「岡田正夫」開設的「岡田洋服店」,岡田正夫應是岡田清夫的兄弟,可見岡田旅館有經營成功,他的兄弟也過來岡山發展。經營旅館之餘,岡田清夫也做相關產業,1941年元旦的《臺灣日報》刊登他經營「疊製造業並ニ襖製造」,[12]日文漢字「疊」就是榻榻米,「襖」就是日式拉門。

高級的吾妻岡山支店是「看好岡山」的產物

  

《水利署第六河川局員工宿舍建築史料與構件保存工作報告書》封面

      吾妻支店在日治時期是臺北的一流名店,高雄也有開支店,在1939年到岡山開臺灣第三家店,可能是當時政府的邀請,但可證當時岡山的發展潛力。1939116臺灣日報新聞報導,響應岡山街勢的發展,經營臺北吾妻的藤井悟一郎,投入了六萬餘圓的鉅額資金,在岡山街前峰新建吾妻岡山支店房屋。因爲已經完工,所以訂在122日下午兩點起在該館舉行落成儀式。[13]

122日當天下午,高雄州稅務科長、岡山郡郡守以下各系主任、岡山街齋藤街長及役場吏員、各校校長、臺糖原料主任,及岡山主要團體長官都參加宴會。開幕式後進行園遊會,來自高雄臺南的美女群服務,及在地的第一樓美女群芳活躍大顯身手。[14]自此,吾妻岡山支店成為岡山最頂級的旅館,也是日本海軍航空隊岡山基地招待所,有興趣的人可下載《水利署第六河川局員工宿舍建築史料與構件保存(原日本海軍航空隊岡山基地招待所)工作報告書》來看[15]

以老闆藤井悟一郎的名字,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數位收藏品」中查詢,[16]可看到他在1940年時,是吾妻旅館的老闆,支店在「岡山郡岡山街前峯433」。[17]筆者向地政事務所申請現在第六河川局土地的「日治土地台帳日治土地登記簿」,顯示地主就是藤井悟一郎。資料顯示,他在1938(昭和13)年買下前峯432-2土地,1939年蓋好旅館開業,再購買旁邊的前峯433」臺糖土地,於是433為地址。

藤井悟一郎的頭銜很多,全臺灣旅館組合聯合會副會長,臺北南旅館組合副組合長,1943年時,他取代了佐藤六三郎,成為高雄州商工組合聯合會岡山郡支會的支會長。[18]

藤井悟一郎資料《第十三版大眾人事錄外地滿支海外篇》

1939年後,吾妻岡山支店成為岡山最高級的旅館,凌雲閣則是最高級的料理屋。順便一提,高雄州商工組合聯合會岡山郡支會的會址在岡山街226番地,也就是凌雲閣的位置,當時大概出入口是在開元街尾。

1945日本戰後,盟軍將臺灣交給中國戰區接收,所有日人資產被沒收,成為接收的中華民國政府財產,藤井悟一郎的岡山吾妻支店由台灣省水利局接收,後來成為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員工宿舍,2011年被拆除。[19]

筆者在開始採集岡山文史之後,聽到不少耆老提及,日本時代有間gō͘-chhe旅館」很有名,問怎麼寫,耆老多說是「五叉旅館」,查看1945年的空拍圖,當時吾妻的門口已是五叉道路,但「五叉(gō͘-chhe)剛好是「吾妻(ngô͘-chhe)旅館」的臺語變音,真的是很有趣的語言現象。

臺北與高雄的吾妻旅館

吾妻旅館由藤井なみ在1913年創立。藤井なみ的先生為藤井喜助,1896年到臺灣臺北發展。藤井家一開始在「東料理」工作,次年二月頂下該店改名為「吾妻」料理。1905年投資大和辰之助的「梅屋敷」料理屋,將吾妻料理併入梅屋敷經營,到了1913年另外開設「吾妻旅館」。

在藤井喜助家族與大和辰之助家族合作之下,吾妻旅館成為一流旅館,梅屋敷成為臺北日本人聚會所的第一名。[20]孫文到臺北時也都在這兩家居住與活動,梅屋敷現在保存為國父史蹟館。

藤井喜助家族與大和辰之助家族的子女通婚,合作經營吾妻旅館與梅屋敷料理屋,並在高雄開支店。大和家三男大和宗吉與藤井家二女兒藤井松惠結婚,經營梅屋敷系統。「吾妻旅館」原本由藤井喜助大女兒藤井登美惠經營,在登美惠1925年過世後,大和家五男成為藤井家養子,也就是藤井悟一郎,他與藤井家的三女兒藤井きく惠結婚,接手經營吾妻旅館系統。1917年,高雄的吾妻支店與梅屋敷高雄支店共構創立於鹽埕町5-19番地。

戰後初期旅館

  戰後,許多日本人經營的旅館被沒收成為公家資產,很快的出現新的生態,但大多繼續經營旅館。劉昌博記者曾記錄那個時代的岡山街,當時最有名的旅社是大安旅社與大福旅社:

1947.1.29大福旅社《民報》廣告

 半年多來,岡山因為人口突增,使她……邁上繁榮的途程,漸漸地披起了現代化的外衣。街道是柏油鋪成,電燈,自來水都有。最熱鬧繁盛的街,要算和平路、岡山路,市後街了,鎮上幾家較大的飯店旅館,除夜來香飯店,大眾食堂在壽天路外;其餘的小北平飯館、平和餐廳、大勝利菜館、大福旅社大安旅館以及岡山戲院都集在這一帶。[21]

大福旅社是現在平和路2729號的屋子,筆者推測此屋即為日治時期日人經營的「屋旅館」,但尚待更進一步資料查證。我國小導師莊連彩的兒子莊承勳老師說,在他兒時,他們家就住在這棟建築的二樓。

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期,是岡山街旅館業的黃金時期,旅人的需求量大到連前峰都出現旅館(國賓旅館),但在1980年後後期,臺灣經濟起飛加上交通運輸工具進步後,旅館業迅速沒落,岡山路只剩和源旅社及光華商旅兩家。



[1]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417

[2] 郭烈和,《馬偕傳:攏是為主基督》(臺北市:主流,2019),頁93

[3] 宋建和譯,《臺灣憲兵隊史》(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頁387

[4] 蔡伯壎譯,《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後的治安狀況(上卷)》(臺南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08),頁362

[5] 杉浦和作編,《臺灣商工人名錄第五編 昭和四年現在 高雄州商工人名錄》(臺北:臺灣實

業興信所編簒部,1929),頁38

[6] 其子陳淇澤(1926年次)表示,「小學交年級第一學期父親開業當中醫,因此舉家搬到岡山。」楊振隆總編輯,《二二八口述歷史補遺》(臺北市:二二八基金會,2007),頁103

[7] 吳巍編輯,《南臺灣人物誌》(臺中:東南文化出版社,1956),頁157

[8] 〈祝岡山街昇格〉全版廣告,《臺南新報》,1936101日,三版。筆者推測,山崎カツエ自1925年開始經營日式旅館「大崗館」,1930年後由岡田清夫接手經營,故大做廣告。

[9] 〈岡山岡田旅館內地人自殺〉,《漢文日日新報》,1930122日。

[10] 王秀里主編,《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七十五周年校慶特刊》(高雄縣岡山鎮: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1934),頁18

[11] 常岡恒編輯,《昭和九年度版帝國商工錄》(大阪市:帝國商工會,1934),頁137

[12] 《臺灣日報》,194111日。

[13] 岡山,《臺灣日報》,1939116日。

[14] 岡山,《臺灣日報》,1939126日。

[16] https://dl.ndl.go.jp/ja/,此網頁有英文版,日治臺灣資料不少,很好查,推薦。

[17] 谷元二,《第十三版大眾人事錄外地滿支海外篇》(東京市:帝國秘密探偵社國勢協會,1940),頁43

[18] 元旦廣告,《臺灣日報》,194414日。

[19] 宋鴻麒主持,《水利署第六河川局員工宿舍建築史料與構件保存(原日本海軍航空隊岡山基地招待所)工作報告書》(高雄市: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11),頁6

[20] 陳柔縉,《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臺北市:麥田出版,2018),頁164

[21] 劉昌博,岡山-臺灣的筧橋,《中央日報》,194912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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