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山街長 齋藤善次郎 高雄州
1876年2月5日出生於千葉縣安房郡保田町大字大六百九號地，
1888年9月畢業於小學，
1891年8月年至1893年12月，在舊水戶藩士種田繁先生門下學習漢學，
1894年至1895年1月，在保田郵局任職，
1895年一月到東京，學習到1987年，
1898年6月渡海來臺灣，8月在蕃薯藔(旗山)郵電局任職，
1900年5月，受雇於萬丹郵電局，10月於鳳山郵電局，
1903年8月，轉任臺南郵電本局，
1904年，任總督府通信書記助理，及臺南郵電局勤務，
1906年，擔任鳳山廳阿公店支廳雇員。
1908年，5月，自公職退職，開始從事代書業。
1921年，3月，停止代書工作，擔任岡山郡役所岡山庄庄長，同年8月擔任岡山信用組合理事。岡山庄長職位擔任至1930年10月。
1930年，10月，擔任彌陀庄庄長。
1934年，11月，擔任路竹庄庄長。
1938年，10月，擔任岡山街街長至1942年。
1939年，兼任臺灣都市計畫委員會臨時委員。
1942年，擔任高雄州州會議員至1945年二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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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介石改判黃溫恭死刑 |
大岡山地區位於台南與高雄兩大都會之間，在人際互動上，也受這南北都會的影響。大岡山區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組織，來自「台南工作委員會」的李媽兜在此發展出岡山、彌陀、橋頭糖廠、左營煉油廠等組織；來自高雄的「高雄工作委員會」的成員則在路竹與燕巢發展出二個地方組織。以下文章主要以官方資料統整事件脈絡，加入相關口述資料書寫而成。
路竹支部案
二二八事件後，大量不滿國民黨統治的台灣人加入反國民黨的組織，絕大多數參加最有行動力的中共地下黨。1947年7月，「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之「高雄地區工作委員會」，由陳澤民、李份與獅甲國民學校教員朱子慧主導成立。[1]朱子慧在1948年經朋友介紹認識糕餅店員工盧燦圭，[2]盧於1949年初介紹路竹後鄉人黃溫恭加入，黃溫恭介紹兒時朋友陳廷祥與馬玉堂、黃金清等人加入，成立「路竹支部」。[3]
1949年9月，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的「光明報地下刊物事件」被破獲，全臺的工委會組織逐步被破獲。高雄工委會的成員於10月初開始陸續被捉，10月底陳澤民與朱子慧被抓，擔任路竹支部書記的盧燦圭於11月上旬被捕。但盧燦圭並未供出黃溫恭等人的資料。盧燦圭後來被判有期徒刑10年。
黃溫恭後來到屏東春日鄉的衛生所擔任主任，由於白色恐怖越來越風聲鶴唳，黃溫恭與馬玉堂、黃金清等人在1951年11月，向屏東國民黨黨部自首路竹支部的事，獲得免刑，但黃溫恭未說出兒時朋友陳廷祥加入的事。黃溫恭要到燕巢支部案爆發後，才被發現。
建國中學校長燕巢人陳文彬
在談燕巢支部案之前，我們必須先認識燕巢戰後初期的傑出人士，就是曾任台北建國中學校長的陳文彬。他戰後主要是在台北從事反國民黨的活動，但在二二八事件後，也曾回到燕巢一陣子，後來逃至中國，國民黨因而對他的家族相關成員，如親弟弟陳清祈實施更嚴厲的刑罰。
陳文彬本名陳清金。出生於燕巢，父親是燕巢大地主「陳傳」，1915年台南玉井的「噍吧哖抗日事件」爆發時，他因為同情及經援余清芳而被日警通緝，並且四處躲避達3年之久。[4]
1921年畢業於燕巢公學校高等科，進入台中一中就讀，1924年某次軍訓課以腳撥步槍而被教官毒打，陳文彬還號召罷課抗議軍國主義教育。畢業後至上海復旦大學留學，1925年，陳文彬到日本東京法政大學就讀社會系，在此時期成為共產社會主義的信仰者。1931年大學畢業，回台途中，因在船上發表支持中國孫文聯俄容共言論，被船上日本特高注意，人還未回到燕巢家，已有日警上門「了解」。陳不久後到中國上海找工作。
1932年在「中國公學」與「復旦大學」任教，居住於中共地下黨員李劍華家中，二人共同創辦《流火》月刊，介紹馬克思主義。1935年底，一家四口東渡日本。1936年二月應東京法政大學校長之聘獲得教職。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陳文彬於東京組織「臺灣同鄉會」與「東京華僑總會」。
陳文彬於1946年二月24日回到臺灣，即擔任臺灣大學與臺北師範學院教授。三月開始擔任《人民導報》總主筆(1946.3-1947.3)。8月，受家長極力邀請，擔任台北建國中學校長(1946.8-1947.7)。接任後積極拓展校務，新學期增收外地來台工作人員子弟，打破男女分校傳統，男女兼收，因而報考踴躍。
1947年二二八事件時，陳文彬因擔任《人民導報》總主筆被通緝，但為保釋建國中學被囚禁學生而出面，被警備總司令部囚至五月中旬。獲釋後回故鄉燕巢，為陳萬琳、陳廷銓、蕭明發、陳萬壽等人「上思想教育」，介紹中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
1949年五月陳文彬逃至中國，妻女於七月逃至香港，全家於9月團圓，陳文彬到人民大學擔任副教授。在大陸期間先後任職人民大學、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研究員、中國語言學會理事，當選第三、四、五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1982 11月11日凌晨逝世於北京。[5]
燕巢支部案及「陳文彬讀書會案」
路竹工作委員會的成員陳廷祥，後來吸收許土龍與陳清祈(陳文彬弟)，於1949年9月成立「燕巢支部」，1951年至1952年7月間，陳土龍與陳清祈介紹吳清興、沈戊信、陳命宜、吳萬、許紹然、蕭辛溪等人加入燕巢支部。
1951年8月至9月，因為在陳文彬回燕巢時，曾「被教育」的陳萬琳、陳廷銓、蕭明發、陳萬壽等人被檢舉，燕巢支部的事件也同時東窗事發，陳廷祥(燕巢鄉公所民政股長)、許土龍(燕巢鄉公所幹事)、陳清祈(農會信用部主任、陳文彬六弟)、呂碧全(呂從周弟、岡中學生)、陳萬琳(農會總幹事)、陳廷詮(橫山國小教務主任)、蕭明發(農會理事長)、陳萬壽(高雄縣參議員)，被内政部調查局台灣省調查處抓拿，解由保安司令部偵查起訴。黃溫恭被捕時擔任屏東縣春日鄉生所主任。[6]
經歷兩次審判，黃溫恭、陳廷祥、許土龍、陳清祈被判死刑，呂碧全、陳萬琳、陳廷銓、蕭明發、陳萬壽等人交付感化三年。
此案影響了整個燕巢的政壇，把日治時期在地栽培出來的菁英陳萬壽等人，包含鄉長、鄉公所民政科、燕巢農會總幹事等主要政治勢力連根拔除，燕巢鄉的政治勢力從此長期被國民黨控制，直到縣市合併。
黃溫恭
燕巢支部案中最為人所知的是黃溫恭醫師，由於他在1953年5月19日被槍決前一天寫給妻子兒女的遺書，竟被政府扣留未發，直到2008年才被外孫女發現，卻由於政府的規定只能拿到影印本，直到2011年7月15日，才由當時總統馬英九手中拿到親筆遺書，但黃溫恭的妻子晚年失智，無法知道黃溫恭的遺書內容，早已在2009年7月過世。
父親黃順安1918至1926年間，為路竹大社公學校(後改名路竹公學校，今路竹大社國小)教師，1932年起經常名列路竹庄協議會會員，1935年至日本戰敗的1945年，皆為路竹庄第五保後鄉大字的保正，戰後為後鄉村第一至三屆(1946-1953)的村長。[7]今日後鄉的「順安路」即為了紀念他而命名。
黃溫恭於1920年出生於路竹，台南二中畢業後，至日本就讀齒科專門學校，二戰時期至滿洲國哈爾濱擔任醫官，戰後回到路竹開設當時唯一的一間齒科診所，後至屏東春日鄉衛生所擔任主任。
如前文所述，黃溫恭在盧燦圭的介紹下加入，介紹兒時同學陳廷祥加入，陳廷祥又到燕巢發展了燕巢支部，雖然黃溫恭在1951年自新，但在燕巢支部被破獲後，因為自新時未交代陳廷祥的部份被發現，因而被捕。
原本在1953年2月，由梅綬蓀擔任審判官的判決，黃溫恭被判刑最高的刑罰15年，但在上呈當時「復行視事」的蔣介石後，被老蔣於5月4日批示，「黃溫恭死刑餘如擬」，於是在5月16日被改判死刑，5月20日被槍決，享年33歲。
黃溫恭死後，妻子擔任教師將將三位子女撫養長大，但三位優秀子女的發展，都遭遇到黨國體制的各種干擾。
其他案：路竹吳東烈、吳錦江
吳東烈為戰後少數就讀台大工學院的路竹優秀子弟，1949年11月，經由石玉峰的介紹，與施至誠加入中共省工委會學生工作委員會的「台灣大學工學院支部委員會」。
1950年5月，學生工作委員會與台大工學院支部同時瓦解，石玉峰與吳東烈則在6月畢業典禮結束後，一起南下逃亡，躲在吳東烈路竹家附近的山寮中。吳東烈找了台南一中的同學，師大史地系的陳榮添幫忙，在七月初將陳榮添的身分證照片改成石玉峰後，借給石玉峰用。陳榮添則在次日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不料相關單位早在吳東烈等人失聯後，釘上了吳東烈等人的中小學同學，陳榮添不久即被捕，而吳東烈與石玉峰也很快被抓。
1952年12月22日，吳東烈等三人被判死刑，1953年3月3日槍決於台北馬場町。
後來吳東烈的姪子吳錦江，在就讀逢甲建築系四年級時，參加「成大共產黨案」，於1973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叔姪二人先後投入反國民黨的行列。[8]
[1] 王漢威，〈戰後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組織與運作(1946-1950)〉(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頁44。
[2] 王歡，《烈火的青春：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證言》（台北市：人間，1999），頁178-179。
[3] 羅毓嘉，〈黃溫恭〉《無法送達的遺書》（新北市：衛城，2015），頁105。3人即可成立支部。
[4] 程大學等，《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第2輯第1冊》（南投市：台灣文獻館，1975），頁5。
[5] 以上資料出處，如未加註，主要整理自，藍博洲，〈遺恨未見九洲同—建中校長陳文彬的道路〉《沉屍流亡二二八》(台北市：時報文化，1991)，頁281-312。
[6] 蘇偉晉，〈分割的區域發展—以高雄縣燕巢鄉為例〉，國立台南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6月，頁184-185。
[7] 鄭瑞明總編纂，《重修路竹鄉志》（高雄市：高縣路竹鄉公所，2000），頁435-436，505，531-533，563-565。
[8] 蘇福男主編，《阿蓮鄉地方耆老口述歷史專輯》(高雄縣阿蓮鄉：大崗山人文協會，2002)，頁164。
岡山公園內的原中山公園同仁碑，有日治文物專家認為應是沿用日治時期的某石碑，且應該是標示並刻「岡山神社」的碑。到現場仔細看，石碑文字平面確有「刻磨兩次」的不同深淺的痕跡，且四方平面比一般石碑還要深。可惜現存岡山神社老照片，沒有石碑的影像。無法確切證明，不知是否有耆老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