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本文最初發表於2010年《阿公店溪社區雜誌》第10期，增補資料後投稿刊登於2011年6月的《臺灣史料研究37期》，今年趁本書再版作再次增補。
台灣在1987年，由於陳永興、鄭南榕等人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在台灣各地舉辦多場說明會，使得這個被禁止討論40年的台灣戰後最重大事件終於可以公開。促進會在台北舉行的首場演講會，朗誦了柯旗化在獄中所寫的〈母親的悲願〉，這首台語詩是柯旗化為紀念在二二八事件中犧牲的同學，岡山人余仁德所寫。[1]
高雄市是台灣1947年三月大屠殺最早發生政府鎮壓屠殺的地方，然後迅速擴及原高雄縣區域，岡山是三山地區遭到最大量逮捕和傷亡的地區。
3月4日至6日的「自治時期」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由於「古代政府接手現代化政府」，因為來自中國的新政府官員的知識和能力無法滿足日治時期已全面現代化的台灣社會，因而產生社會失序，導致社會民怨沸騰，於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整個爆發出來，成為全台灣的反政府運動。
臺灣社會的失序現象，同樣的出現戰後初期的岡山，其中最嚴重的是1946年7月，竟有軍人於深夜劫殺米店老闆，引發整個岡山社會對政府的反感。[2]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高雄市於3月3日爆發衝突事件，[3]岡山亦受到影響，火車站發生毆打坐車外省人事件，[4]有兩部來自高雄載著「流氓」的卡車，到岡山區警察倉庫搶劫步槍20餘枝，岡山因此宣佈戒嚴。[5]
3月4日到6日間是岡山人短暫的「自治時期」，由「岡山緊急處理委員會」管控社會秩序。3月4日當天上午發生外來人士毆打國軍事件，[6]區長洪石笋要求軍隊士兵留在軍營，由各界人士五十餘名成立「岡山緊急處理委員會」，以省議員吳瑞泰為主任委員，劉朝四、莊月德為副主任委員。委員會決議支持當時臺北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決議。下午召開會議期間，台大學生余仁德及退役軍人蔡福泰提議要求配給槍枝維安，但未通過決議。
下午，數百名岡山群眾，由警局所長、區長、吳省議員等人陪同，聚集在岡山空軍基地門口，要求基地官兵繳械交出機場，但因群眾無武器，雙方只在空軍基地門口僵持。至下午四點，由於基地官兵堅持「未有上級命令不能繳械」，民眾又手無寸鐵可對付，僵持到傍晚，因人群散去而作罷。[7]
於是，岡山的外省人被集中到位於現在空軍基地的「外省人集中區」保護，[8]也有部份軍隊躲到大、小崗山的軍營。[9]
二二八事件期間台灣各地方秩序的工作，由各地的臨時自治組織負責。當時岡山實際維持治安的力量，為蕭朝金擔任團長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岡山的三青團位於舊火車站和岡山路之間的北排建築，被視為當時岡山「最正統最有權威的組織團體」。[10]在岡山的軍警癱瘓時，由蕭牧師動員學生維持治安，但也由於接管地方治安的「接收」行為，使得蕭牧師後來被定罪為「收容暴徒的人」。[11]
岡山國小退休的藍巧治女士還記得，二二八事件後三月初的某個下午，許多教師在辦公室，蕭牧師曾到校和教師們講話，請大家不要擔心，事件應會平息下來，請大家靜待事件結束。
3月5日早晨，岡山的熱血學生與青年十餘名至警局奪走槍枝子彈，在「岡山緊急處理委員會」的會議，李潤宇要求派人支援高雄未果，李潤宇、蘇金生等十餘人至高雄「支援」。[12]
3月6日開始的大逮捕與「綏靖」、「清鄉」
高雄市在3月6日下午開始，高雄要塞司令部彭孟緝指揮攻擊市區造成死傷慘重，成了最為悲慘血腥的受害地區之一，岡山的大逮捕，也從3月6日開始。
事件發生不久，高雄市即宣佈戒嚴，在3月4日的時候，火車就只開到橋頭站為止[13]，5日則只開到岡山。當時就讀「台北高等學校」三年級的高雄市人許劍雄和他二哥許舜雄，因為火車在岡山停駛而下車，剛好遇到許國平和住在岡山的台大學生余仁德，建議許劍雄他們先到車站前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休息，他們於是留在岡山三青團維持治安，幫忙站衞兵。他們兩人都在3月6日被抓。[14]
彌陀人李素姜三位住在岡山的哥哥，皆投入反國民黨政府的運動。曾在高雄鹽埕開業的大哥李潤宇醫師，是岡山二二八事件的領袖人物，在〈台灣省「二二八」事變現在逍遙法外份子名冊〉中，李潤宇是「岡山暴徒首領」，[15]他在事後下落不明至今。[16]
擔任高雄中學教師的二哥李凱碩，自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改名並且逃到香港和上海，加入謝雪紅的「臺灣民主自治同盟」。[17]李碩楷於1995左右在大陸逝世。[18]
三哥李凱南，在3月6日或7日出走，他後來在白色恐怖時期因為「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於1951年被槍決。[19]
日治時期擔任岡山公學校教師的王福堃，是台南師範學校第4期畢業生，父親王海若為前清秀才，岡山公學校最早的漢人教師，家族是岡山街的書香世家。王福堃自1935年起，就在岡山公學校擔任教師，戰後在南部最高學府的高雄第一中學（現高雄中學）擔任總務主任。彭孟緝於3月6日派軍隊橫掃高雄市時，到高雄第一中學捉走林景元校長及張姓教務主任，王福堃當時因為請病假沒去上班。沒想到另一天就派了載滿荷槍實彈士兵的軍車，到王福堃岡山家捉走他，被關在高雄要塞司令部。[20]
3月6日以後的岡山人，就一直活在恐怖中，除了在能同時控制省道和火車站的交叉路口架起機關槍，劉國明先生記得，他曾親眼看見，當時有載著機關槍的軍用卡車巡邏岡山街區，不時就向空中掃射示警。
高雄地區的「綏靖」、「清鄉」工作，於3月7日開始；3月24日，岡山區四鄉綏靖工作交由第二總台第一大台蔡文德台長駐岡山區署，每晚23時至次日6時實施戒嚴。[21]第二總台第一大台於4月28日撤離岡山區署。[22]
綏靖期間，共有洪平山、吳文恭、莊月德、蔡福泰等18人自新。[23]
搜捕大學生與拘禁
雖然地區治安良好，但只是「暴風雨前的寧靜」，軍警力量正伺機反擊，並釘上了地方知識份子及領導階層，以「捉捕菁英」，尤其是岡山的大學生為目標。[24]
陳淇澤表示，他在3月7日晚上被警察到家中捉走後，被關在現在阿公店溪柳橋旁，新生社空軍俱樂部的「海軍拘留所」中。陳淇澤在裡面，看到岡山郡守的劉朝四，被警察五花大綁的捉進來和他們四、五十人關在一起。到了3月16日，他們全被捉出去讓檢查官詢問，余仁德就在他前面被審問。[25]
陳淇澤在岡山被關了約一個月後，和五、六十個難友，胸前掛了張「岡山暴徒」布條，坐上軍車，運到當時的高雄醫院繼續又被關了5個月。在被關的半年中，除了活動空間極小，幾乎無法動彈以外，所有的人在裡面被規定不能講話，看守所的人員還三不五時的捉人出去毒打，斥罵。許劍雄遭到刑求，被中國兵拿槍撞，他還知道有些人被用電刑求，作法是將犯人所站地上潑水，然後通電讓犯人全身發抖哀號。[26]
台大學生許國平搭火車回岡山避難，父母親事先接獲通風報信，得知大兒子一下火車「就會被人帶走」，待許國平一下火車，就將兒子載往田寮藏匿，一個月後才返回岡山家中。[27]
當時在高雄中學就讀的吳水燈在三月一日回到岡山後，依祖母的命令躲在房子的隔間角落，但仍不時有抓爬子想要檢舉這位在高雄中學的學生，吳水燈躲了十幾天才回到學校讀書。
蒙難的蕭朝金、余仁德、劉登基
在1947年4月22日的〈高雄縣警察局二二八事變逮捕人犯處理情形表〉這份資料中，我們看到岡山三位「未經法院審判」，卻號稱被「依法槍決」者的名字：蕭朝金，余仁德，劉登基。[28]
蕭朝金，1909年出生於彰化社頭。自幼喪父與母舉家遷往台南善化定居，年幼家貧即打工協助家計。公學校畢業後憑一己之力，參加當時的函授學校通過高中資格檢定考試，考取台南神學院，畢業後，於1940年到岡山長老教會擔任牧師。[29]
富有正義感的蕭朝金於日治時期即參加「文化協會」，推動殖民地台灣人的民主民權，戰後被推為三民主義青年團岡山地區負責人。
當時就讀小學四年級的趙珠蘭女士記得，當時蕭朝金牧師幾乎每天都會舉著白旗，帶領青年學生在岡山最重要街道的平和路上，向街民宣傳，請大家要和平，「不要相打」。
蕭朝金於3月10日被捕，被捕後仍在每天睡前和起床後，為台灣人祈禱說：「上帝啊！你要保佑台灣人。」[30]蕭牧師於3月14日和余仁德一起被槍斃於現在河華路壽華路口附近。[31]由於蕭牧師非岡山人，他的遺體是由湖內海埔長老教會李尾長老，和岡山「高安診所」的高端模醫師幫忙收屍的。[32]
余仁德，出生於1927年5月4日，父余泉成，母余廖沒，居住於岡山鎮壽天里大同巷15號。[33]余仁德高雄中學畢業，台大法律系學生，當時岡山只有三人考上台灣大學。據地方認識他的耆老表示，余仁德很會打桌球，是品學兼優的學生，口才很好，勇於發言，是同輩間的意見領袖。
據當時也拘留在海軍拘留所的陳澤淇表示，3月16日他被捉出去接受檢察官訊問，余仁德就在他前面被審問，余很硬頸地和檢察官對罵，並且拒絕簽字。
劉登基，出生於1911年，做燈籠生意。在3月後的某天被捕。3月20日，劉登基的兒子蘇金全，在岡山菜市場看到父親將被槍斃的告示，於是趕赴告示所寫地點，橋頭火車站前。只是到達現場時，父親已經被槍決了。[34]依蘇金全母親的推測，由於日治中期後到岡山發展的福州人，在戰後成為台灣人和新來外省人的橋樑，有些不良的福州人因而平地一聲雷的「抖起來」。有些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被欺負的岡山人，就在二二八事件地方治安不穩定期間，趁機到福州人聚落打他們洩憤。劉登基被福州人委託出面斡旋，卻「公親變事主」，被檢舉成地頭蛇而被捕被槍斃。
在劉登基過世後，到1992年為止，有一百多位經過他死難地點的人向蘇金全表示，劉登基的冤魂請他們帶他回岡山，還指示帶到他家的地址，甚至幫忙叫門。[35]
救人無數的高耀蒼醫師
高耀蒼醫師（1918-1985），其父親為興建岡山第一間三層樓建築「建安醫院」的高再祝醫師三男。日本京都同志社中學畢業，日本東京昭和醫專醫科畢業（今昭和醫科大學）。曾任日本橫檳大雄山病院內科醫師，日本第六海軍軍醫，高雄縣立岡山醫院內科主任，岡山建安醫院院長。[36]高耀蒼在日本獲得醫師學位後，即被徵召入伍，被派到中國青島的「日本第六海軍軍醫院」擔任軍醫，因而學會北京話。
他會講中國官話的能力，在岡山的二二八事件期間發生了關鍵作用。外省人被集中起來，會講北京話的高耀蒼就用自家汽車載運食糧給他們，他成為岡山人和外省人溝通的重要橋樑，在最混亂的時刻，得到雙方的信任。在6日後的大逮捕時期，高耀蒼以自己作擔保，拯救了無數被亂捉的學生和岡山人士。
高耀蒼長子高建義在高雄讀中學時期，曾經無預警的被老師約談，老師詢問他家情況及父親。結果高建義回到岡山家中時，沒想到老師也在家中。原來那位老師是來感謝救命恩人的，那位老師在二二八事件時，火車在岡山停駛，他一下火車就無緣無故的被逮捕，幸好那時有一位「高醫師」出面相救。僥倖逃生的老師當時只知其姓，不知其人，直到高建義的學生資料卡寫著自己是岡山人，父親是醫師，那位老師才終於得知救命恩人的全名，並登門致謝。
高耀蒼在營救許舜雄與許劍雄兩人的過程中，也扮演重要角色。許舜雄的父親是3月6日在高雄市政府被被亂槍射殺的市議員許秋粽。他們的大哥許國雄先到岡山找高耀蒼醫師，透過高醫師的幫忙，詢問岡山的某位空軍指揮官，才知道兩位弟弟已被移送到高雄要塞司令部。許國雄就是透過這個線索，又再想辦法利用管道找到彭孟緝的母親，才終於救回兩個弟弟。[37]
在當時軍警胡亂捉人的局勢中，高耀蒼醫師無私的擔保，發揮巨大的關鍵作用，救人無數。有無數的岡山鎮民及因故到岡山的學生，都因為他的作保，才免於牢獄之災或更不幸的下場。
在事件告一段落後，由於高醫師家族即為岡山長老教會的創始者，岡山鎮民感謝他有如基督救世主的慈悲義舉，致贈中間寫著「萬家基督」的匾額，右邊寫著「高耀蒼先生 雅政」，左邊寫著「岡山鎮民一同敬謝」。
倖存的台大學生陳淇澤
與余仁德同時考上台大的陳淇澤表示，二二八那天他人在台北，親眼目睹群眾焚燒公賣局香煙及被機槍射殺的過程。3月1日，他就坐著火車回岡山家，也就是當時有名的「大安旅社」。到了家中，家人告知外頭風聲很緊，有警察表示，有一群大學生要南下指揮群眾暴動，他於是躲到湖內大湖姐夫家中。陳淇澤在湖內躲一個禮拜後，以為已經沒事就回到家中。沒想到3月7日晚上9點，就有一群警察到家中把他捉走。[38]
陳淇澤在被拘禁初期，家中被敲詐付了3次「紅包」要救他出來，結果都石沉大海。後來是靠著台大教務處的證明，表示他並未參與任何抗議活動，無妄之災才告一段落。在被關的半年中，由於活動空間極小，幾乎無法動彈，看守所的人員還三不五時的捉人出去毒打斥罵，所以陳淇澤出來後身體仍很虛弱，台大校方請陳父將陳淇澤帶回岡山調養身體，一個月後陳淇澤才再回到學校。陳淇澤台大畢業後，在岡山合作金庫上班，1970年退休後又到民間成衣廠工作20年。
事件之後的人生
余仁德之妹余金柳完成小學學業，本想繼續讀中學，父親憤怒的表示，讀那麼多書作什麼？像你哥哥就是讀太多書，才會被槍斃，余金柳因而未能繼續升學。
而在高雄要塞司令部被拘禁半年的王福堃，二二八事件的陰影卻永遠再揮之不去，王福堃先生終生不敢再擔任公教人員。[39]
日治時期擔任軍職時還射下美軍飛機的蔡福泰，日本戰敗後成為在日台胞組織「中華民國台灣省青少年隊」的隊長，二二八事件時期擔任總指揮，事件後自新，後來到高雄女子初中教書，但由於他在長崎核爆時被幅射照到，但大概1960年代後身體就一直有不明原因的疼痛，後來一直很痛苦的痛到過世。弟弟蔡仁泰台大畢業後出國留學，到日本後就支持台獨運動，後來又到美國，成立第一家台灣人的銀行，亞細亞銀行。
[1] 胡慧玲等，《走出二二八的陰影》（台北市：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1991），頁25-26。
[2] 有關1947三月前的岡山社會現象，請參考《戀戀岡山2》〈戰後初期到228 事件前的岡山亂象〉。
[3] 張炎憲等執筆，《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台北市：二二八基金會，2006），頁64。
[4] 洪石笋，〈岡山區下發生事件經過及應付情形報告書〉，《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廿五，高雄縣政府檔案(一)》，(臺北市：國史館，2020)，頁147。
[5] 陳興唐主編，《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下）》（台北市：人間，1992），頁599。
[6] 洪石笋，〈岡山區下發生事件經過及應付情形報告書〉，《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廿五，高雄縣政府檔案(一)》，頁149。
[7] 楊尚強編著，《東瀛浮沉錄：企業家楊承錦的傳奇》（台北市：英華電腦排版印刷公司，1993），頁18-20。
[8] 張炎憲，《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台灣共和國上冊》（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0），頁221。
[9] 岡山國小退休的藍高山老師說，當時岡山國小的凌匹校長和部份年青老師，還想到大崗山去「勸服」軍隊不要傷害岡山人，唯經他勸阻而未去。
[10] 許雪姬等，《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下〉》（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21。
[11] 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市：時報，1994），頁127。
[12] 應是支援「雄中自衛隊」。洪石笋，〈岡山區下發生事件經過及應付情形報告書〉，《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廿五，高雄縣政府檔案(一)》，頁153-154。
[13] 柯旗化，《臺灣監獄島：柯旗化回憶錄》（高雄市：第一，修訂再版，2002），頁77。
[1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頁427。
[16] 許雪姬等，《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388-94。李凱南後來在白色恐怖時期因為「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於1951年8月8日被槍決（參見藍博洲《高雄縣二二八暨五○年代白色恐怖民眾史》，頁218-219）。
[17] 藍博洲〈吳克泰：一條曲折前進的認同之路〉，http://chinatide.net/xiachao/page_298.htm。
[18]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上冊）》（台北市：唐山，2005），頁58。
[19] 李敖審定，《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下冊》（台北市：李敖出版社，1991），頁132-135。
[20] 陳嘉翎，《王秀雄：美育人生》（台北市：史博館，2010），頁28-30。
[21] 黃應樞，〈高雄縣政府岡山區署綏靖工作報告書〉，《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廿六，高雄縣政府檔案(二)》，頁175-176。
[22] 〈高雄縣党政軍第四次聯席會議記錄〉，《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廿六，高雄縣政府檔案(二)》，頁263。
[23] 黃應樞，〈高雄縣政府岡山區署綏靖工作報告書〉，《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廿六，高雄縣政府檔案(二)》，頁188-189；〈高雄縣党政軍第四次聯席會議記錄〉，《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廿六，高雄縣政府檔案(二)》，頁263。
[24] 《自由時報》〈228冤獄半年 陳淇澤不堪回首〉，2010-2-28，南部版。
[25]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彙編，《二二八口述歷史補遺》（臺北市：二二八基金會，2007），頁104-106。
[27] 蘇福男，〈228事件 台大岡山3學子命運大不同〉，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448402。
[2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高雄縣警察局二二八事變逮捕人犯處理情形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五）》（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頁661-669。
[29] 涂淑君，《南瀛二二八》（臺南縣新營市：南縣文化局，2001），頁40。
[31] 黃應樞，〈高雄縣二二八事件人犯調查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廿六，高雄縣政府檔案(二)》，頁188。
[32] 涂淑君，《南瀛二二八》，頁61。
[33] 此資料由余仁德之妹余金柳提供。
[34] 藍博洲《高雄縣二二八暨五○年代白色恐怖民眾史》（高雄縣：高縣府，1997），頁346-347。
[3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編輯，《口述歷史第四期（二二八事件專號之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351-354。
[36] 高昭義編著，《台南高長家族族譜》，頁309。
[37] 許雪姬等，《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頁229。
[38] 「財團法人228事件紀念基金會」網站：http://www.228.org.tw/
[39] 陳嘉翎，《王秀雄：美育人生》，頁2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