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方言的研究源遠流長， 歷史悠久。大體說來，從揚雄的《方言》到章炳麟的《新方言》，古代漢語方言學經歷了1900年左右；從“五四”運動到現在，現代漢語方言學又經歷了近70年的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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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漢語方言學 先秦古籍中已有方言的著錄。相傳古代帝王為了體察民情風俗，博通天下名物，在每年秋後的農暇季節，派遣使臣乘坐輕便的車子到各地去蒐集方言異語。這大概就是東漢應劭《風俗通義序》上所說“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軒之使，采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的情形。但這些都還不能說是方言的研究。隨著時間的推移，漢語言文字從先秦發展至漢代已經有了重大的變化，人們閱讀古籍已有許多困難。為了適應閱讀和研究古代典籍的需要，漢代便興起了以詮釋詞語為主要內容的訓詁學。揚雄《方言》（全名《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是漢代訓詁學一部重要的工具書，也是中國第一部漢語方言比較辭彙集。它的問世表明中國古代的漢語方言研究已經由先前的萌芽狀態而漸漸地發展起來。《方言》被譽為中國方言學史上第一部“懸之日月而不刊”的著作，在世界的方言學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從漢末創製反切以後，中國古代語言學在發展訓詁學的同時，又漸漸地興起了音韻學。漢語方言研究跟訓詁學和音韻學都有密切的關係。魏晉南北朝時期產生的許多韻書，如李登的《聲類》、呂靜的《韻集》、夏侯詠的《韻略》、周思言的《音韻》、李槩的《音譜》等，它們大都是“各有土風”的方言同音字表。到了隋唐時代，中國社會結束了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的局面，加上經濟的發展，科舉制度的實行，反映在語言文字上，對共同語規範的要求十分迫切，著重中原正音、排斥方言土語的風氣相當突出。因此隋代陸法言編撰《切韻》之後，方言韻書不僅很少有新著出現，就是原有的一些也都因被忽視而先後亡佚。從隋唐到宋元之際，漢語語音又發生了重大變化,以正音為目的的《切韻》、《唐韻》、《廣韻》、《集韻》一系韻書，由於跟口語相距日遠，漸漸失去了語音規範的作用，只是作為詩韻而被文人沿用。這多少為音韻的研究轉向從實際語音出發的道路創造了客觀條件。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出現了元末周德清以14世紀初期反映北方口語語音的北曲為依據而編成的《中原音韻》，而且以它為先導，以後產生了一系列北音系統的韻書。這在漢語音韻學上是一個劃時代的重大革新，也給漢語方言的研究帶來了新的變化。比如明朝晚於《中原音韻》 100多年蘭茂編的《韻略易通》，晚於《中原音韻》 300多年畢拱宸編的《韻略匯通》等韻書，反映了北方話即官話方言中某些地點方言的語音系統。這一類北音韻書不僅對研究某些方音的歷史演變有參考價值，而且對研究當地方音跟其他官話方言音系的關係等也都有一定的作用。除韻書以外，某些字書和筆記雜談性質的著作也有方音材料的著錄。如唐代顏師古的《匡謬正俗》、宋代王應麟的《困學紀聞》、明代張位的《問奇集》等書中都談到各地的一些方音。從魏晉迄於元明時期，方言辭彙的研究專著很少，零星的材料大多散見於筆記、雜談之類的著作之中。如宋代陸游的《老學庵筆記》、明代陶宗儀的《輟耕錄》、揚慎的《丹鉛總錄》、胡應麟的《莊岳委談》、郎瑛的《七修類稿》等書中都有方言俗語的記載，但其規模和成就遠不及揚雄的《方言》。東晉的郭璞繼承了揚雄重視活的方言辭彙的傳統，為揚雄《方言》作了第一個注本，他以晉代方言來跟揚雄所記的漢代方言相比較，指明某些漢代方言詞語保存在某地，轉移到何處，或已發展為通語，因而《方言注》保存了漢晉時期語言流變的不少材料，正如王國維所說：“讀子云書，可知漢時方言；讀景純注，並可知晉時方言。”（《觀堂集林》卷五《書郭注〈方言〉後一》）。
清代是中國傳統語言學的鼎盛時期。漢語方言的研究這時也得到了比較全面的開展，取得了較大的學術成就： ①撰寫了許多調查、 輯錄和考證方言俗語的著作。其中有的以比較通行的一般性的方言俗語作為調查、輯錄和考證對象，如錢大昕的《恆言錄》、陳鱣的《恆言廣證》、孫錦標的《通俗常言疏證》、錢坫的《異語》、翟灝的《通俗編》、梁同書的《直語補證》、張慎儀的《方言別錄》、錢大昭的《邇言》、平步青的《釋彥》、胡式鈺的《語竇》、鄭志鴻的《常語尋源》、易本烺的《常語》、顧張思的《土風錄》、梁章矩的《稱謂錄》、羅振玉的《俗說》等；有以某個地點方言或區域方言的方言俗語作為調查考證對象的，如孫錦標的《南通方言疏證》、李實的《蜀語》、張慎儀的《蜀方言》、胡韞玉的《涇縣方言》、胡文英的《吳下方言考》、范寅的《越諺》、毛奇齡的《越語肯綮錄》、茹敦和的《越言釋》、劉家謀的《操風瑣錄》、詹憲慈的《廣州語本字》、楊恭恆的《客話本字》等。這些著作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以考證某一詞語的歷史淵源為目的，旨在指出某一方言詞語最初見於何書，或出自何人所撰著作，尋找所謂“初見”;另一類是以考求某一詞語的“本字”為目的，旨在“證俗世之偽字”，或使他人“多獲一字之益”。②撰寫了好多種續補揚雄《方言》的著作。如杭世駿的《續方言》、程際盛的《續方言補》、徐乃昌的《續方言又補》、程先甲的《廣續方言》和《廣續方言拾遺》、張慎儀的《續方言新校補》和《方言別錄》等，這類著作大都引經據典，就古文獻資料探求古方言詞語。③做了校勘疏證揚雄《方言》的工作。如戴震的《方言疏證》、盧文弨的《重校方言》、劉台拱的《方言補校》、錢繹的《方言箋疏》、王念孫的《方言疏證補》等。這類著作有助於研讀《方言》。在清儒研究方言辭彙的著作中，章炳麟的《新方言》取得了突出成就。它發揚了揚雄《方言》重視活的方言詞語、不受文字束縛等優點，吸取了訓詁學和音韻學的研究成果，採用了音、義結合的原則，即所謂“疑於義者，從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能從語音的關連上來證明詞義之間的聯繫，探求詞的淵源，依據古今音變的條例來考釋詞源而不受文字的束縛，並且能以今天的方言事實來加以證明。清人在方言音韻的研究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①有的音韻學者比較重視各地方音，在他們的論著中往往記述了某些方音的特點。如胡垣的《古今中外音韻通例》、陳澧的《 廣州音說》、 勞乃宣的《等韻一得》、潘耒的《類音》、李鄴的《切韻考》、顧炎武的《日知錄》、 江永的《音學辨微》、 李汝珍的《李氏音鑒》、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等著作中都有實際方音的記載。②有不少流傳於民間、用反切方法編成的地方韻書。如福州的《戚林八音》、泉州的《匯音妙悟》和《拍掌知音》、漳州和廈門的《雅俗通十五音》、潮汕的《潮汕十五音》、廣州的《千字同音》、徐州一帶的《十三韻》、武昌的《字彙集》、江西靖口一帶的《辨音摘要》、河北一帶的《五方元音》、山東一帶的《十五音》等。這些韻書以方音為依據，以幫助當地人辨音識字為目的，雖然在審音上有的並不夠精確，但大體上還是符合當時的方音實際的,因而給後人留下了不少難得的材料。③清代一些研究戲曲聲律的著作也常涉及方音。如王德輝、徐沅所撰的《顧誤錄》,裡面所記的南北方音的一些差別,證之於今天的方音實際也還是符合的。④清代各地編修的地方志中也有不少方音材料。如段玉裁參與編修的《富順縣誌》、 俞樾參與編修的 《續天津縣誌》和《上海縣誌》、錢大昕參與編修的《長興縣誌》和《鄞縣誌》、杭世駿參與編修的《烏程縣誌》和《平陽縣誌》等，除錄有方言土語方面的材料外，還有一些當地方音情況的記述。
現代漢語方言學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漢語方言研究由古代進入了現代時期。現代漢語方言學跟古代漢語方言學具有各不相同的特點，研究的對象、目的和方法都發生了根本變化。現代漢語方言學要求全面地調查研究活的方言口語，要求使用音標和運用現代語言學的原理，以記錄方言事實並分析它們的特點和結構系統；而古代漢語方言學則主要蒐集、考證文獻資料，即使是調查當代的方言詞語，主要目的也是為了考求“本字”和尋找詞語的所謂“初見”，從而為閱讀和研究古籍服務。1923年沈兼士說：“我們今後研究方言之新趨勢與舊日不同者，綜有三點：①向來的研究是目治的注重文字，現在的研究是耳治的注重言語；②向來只是片斷的考證，現在需用有系統的方法實行歷史的研究和比較的研究，
以求得古今方言流變之派別，
分布之狀況；③向來只是孤立的研究，現在須利用與之直接或間接關係之發音學、語言學、文字學、心理學、人類學、歷史學、民俗學等，以為建設新研究的基礎。”（《段硯齋雜文·今後研究方言新趨勢》）這三點不同表明現代的漢語方言研究不僅在研究的對象和目的上，而且在方法論上都跟漢語方言研究的古典傳統具有本質差別。1924年
1月，北京大學成立了方言調查會並發表了宣言書，規定了方言調查會的任務，制訂了一套以國際音標為基礎的記錄方言的字母，並且標註了14種方音作為實例。調查會開展了對方言的含義和範圍問題的討論，進行過一些方言調查工作，並在《歌謠周刊》和《國語周刊》等刊物上發表了一些調查研究方言的文章，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一時呈現活躍的景象。1927年清華學校組織了對吳語的調查。隨後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倡導和組織下進行過多次規模較大的調查：1928～1929年兩廣方言的調查，1933年陝南方言的調查，1934年徽州方言的調查，1935年春江西方言的調查，1935年秋湖南方言的調查，1936年湖北方言的調查，1940年春雲南方言的調查，1940年秋四川方言的調查。由於以現代的活方言作為調查研究的對象，又採用了新的記錄、描寫和分析方言的方法，這些有計畫的調查也就取得了空前豐富的方言材料。趙元任的《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是第一部吳方言綜合性的調查報告，也是第一部研究現代漢語方言的代表性著作，影響很大。《湖北方言調查報告》（1948）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出版的篇幅最大、學術價值很高的一部方言調查報告。白滌洲遺稿、喻世長為之整理的《關中方音調查報告》(1954)，內容包括陝西南部50個地點的語音材料， 並附有方音地圖 23幅，注意到方言的音變問題是它的一個顯著特點。現代漢語方言的研究除上述區域性的著作外，還有不少專門研究某一地點方言的著作，如趙元任的《鍾祥方言記》(1939)和《中山方言》(1948)、羅常培的《廈門音系》(1931)和《臨川音系》(1941)、陶燠民的《閩音研究》(1930)、董同龢的 《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 （1956）、黃錫凌(1908～1959)的《粵音韻匯》(1941)等都有較高的學術價值。趙元任的《鍾祥方言記》共分 4章，包括語音分析、本地音韻、比較音韻、分類辭彙等，其中本地音韻和比較音韻的寫法較多採用表格形式，簡明扼要。羅常培的《廈門音系》細緻地分析了廈門方音，對廈門音跟《廣韻》的比較頗為精密，並指出了區別單字音和說話音的重要性，促進了現代漢語方言的研究。至於在各種學術刊物上發表的研究漢語方言的單篇論文那就更多了。20世紀20～40年代的現代漢語方言研究，一般都比較注重語音的細緻描寫和分析， 兼顧古今音韻的對比，審音比較嚴格，考證古音也下過很深的功夫。這一時期出版、發表的論著涉及全國漢語方言的縣、市約近
200個，這一數目雖然只占全國2000多個漢語方言調查點(以1縣、市為
1個點計算）的1/10左右，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卻使漢語方言學從此建立在比較堅實的基礎之上，並從過去作為語文學的附庸發展成為現代語言學領域中一門獨立的學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