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模醫師義助收埋蕭朝金牧師

【高端模醫師義助收埋蕭朝金牧師】二二八事件在岡山於3月14日上午在今河華路壽華路口附近槍斃蕭朝金牧師與余仁德。高醫師出面協助收埋蕭朝金牧師遺體。

......蕭朝金牧師被槍殺當天的下午，海埔的李尾長老一聽到消息，專程趕到岡山找高端模醫師，高醫師一見到李尾長老就說：感謝上帝，你來上好！李尾長老是一個既仁慈又有虔誠信仰的人。當時由高醫師出錢、李尾長老出力，收埋牧師的遺體。當時因通往大崗山的道路封閉、橋樑不通，於是李尾長老便將牧師遺體經由鐵道(臨時的便道[註:應是原本在河華路上的軍用鐵道])運送，跨過阿公店溪抵達對面，安葬在公墓現址，約在椰子樹到竹叢之間。那時的時局可說是草木皆兵，葬後既沒有立墓碑、亦沒做記號，就是所謂的草草埋葬。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附近有人相繼下葬，後來去找就找不到了。

<資料出處>凃叔君，南瀛二二八誌，2001，頁61。

<圖片出處>黃翔瑜編輯，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廿六高雄縣政府檔案(二)，2020，頁188。

訪燕巢瓊林白色恐怖受難者黃啟明之子黃財富

黃先生一見到我的面就對我直說好眼熟，原來他是民主化時期抗議示威者的常客，我們應該在很多運動場合見過面，大家都一條心，只是不相識。

在研究大岡山地區白色恐怖的案子中，覺得最明顯被冤死的就是黃啟明案。黃啟明在黃財富二歲時被槍決，家中無錢領屍，被埋在六張犂直到被發現才去將移骨移回。

黃財富表示，他祖母永遠記得，他兒子在舊曆12月29日被捕（1952/1/25），10月19日槍斃（1952/12/5），他們每年都會祭拜。

黃先生說家中無黃啟明的相片，我就從促轉會找了黃啟明生前最後一張相片給他，大家都沉默了一陣。

黃先生國小就有反國民黨意識，帶盲眼的祖父去投票都要祖父投給余陳月瑛或黨外人士，1980年代只要有民主運動都請假參與，是當時燕巢參加黨外運動的固定成員（不到五人）。

黃先生現已退休。

岡山勇士-陳明忠

 岡山勇士陳明忠，出生於1929年五甲尾，2019年11月21日病逝於中國上海。

另一種凝視：楊渡》永別了！最後一個政治死刑犯 2019/11/26 言論

2019-11-26 ╱中國時報 ╱言論

陳桑過世前兩星期，有一個朋友去上海探望他，身上插了許多管子，痛得難受，他近於昏沉，卻忽然怒目說：「幹，以前被刑也沒這艱苦！」聲音依然堅強，頑抗如昔。 然而歲月和病魔，終究比政權還厲害，我們都叫他陳桑的陳明忠先生，11月21日在上海病逝。在這充滿奸險邪惡、陰謀詐術的時代，一個像陳明忠這樣正義果敢的勇者的辭世，愈發令人感到難捨。彷彿一個正直英雄的時代，正在告別而去。 生於1929年的陳明忠，並未趕上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運動的風潮。他成長的時候，日本人的統治已到末期。他所要對抗的強橫帝國日薄西山，在他面前敗北倒下，因此他對政權似乎一無恐懼，反而有一種可以扳倒的自信。 二二八事件是他生命的轉捩點。本來他只是有一點平等的思想，反抗權威與專制的正義感，但事件一爆發，他就去參加群眾大會，攻打教育會館，為了怕學校老師被本省人毆打，他趕緊回到台中農學院，叫同學林淵源先保護好外省老師。他的英雄主義與領袖氣質顯露無遺。 他顯然善於帶領群眾，採取行動。當台中情勢已經由謝雪紅控制，他聽到高雄的反抗軍被彭孟緝鎮壓而死傷慘重時，就決定去埔里找賽德克族的戰士，一起去高雄參戰。他招到了20～30個戰士願意跟隨，正要回台中找車子來載人，碰到謝雪紅等人因國軍鎮壓而退到埔里。他又組織了人馬，成立「敢死隊」，在埔里狙擊國軍。 當年才18歲的陳明忠，受到謝雪紅欣賞，讓他跟在身邊，因而得以聽到中共地下黨人的戰事布局、組織事宜，那就是將台中的反抗者組成「台灣民主聯軍」，而嘉義張志忠與簡吉領導的反抗者則組成「台灣自治聯軍」。「民主自治」正是後來在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根源。 二二八後，他並未流亡，反而留下來繼續反抗，加入中共地下黨，終在1950年被捕，坐了10年牢。在牢中，他得以結識日據時代的社會運動家，這些人在赴刑場前的從容、深思、覺悟、就義的氣度，深深影響了他。他曾說監獄是他的「革命大學」，鍛煉了他堅強的靈魂和堅韌的毅力。 然而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些政治受難者，他與1920年代世界左翼運動接上了血脈。那不只是台灣的社會運動，而是從蘇聯革命以降的世界風潮。許多革命家的故事，許多無法在歷史文件中看見的證言，許多祕存腦海的檔案，許多人性溫暖的互助友愛，都存在他的心中。 當我開始研究日據時期新劇運動、文化運動、農民運動、二二八、白色恐怖等課題之初，這些課題基本上還是各自獨立。但從他的口中，這一整段的歷史反而可連結成一個脈絡連貫的左翼反抗傳統。而血脈竟始於1950年代陳明忠在獄中的「革命大學」。 由於他的熱血，出獄後又參與1970年代的黨外運動，被黃順興女兒赴大陸的事牽連而再度入獄，受盡刑求，在鬼門關前走了好幾回。他曾說過，一般人最多受到2階段的刑求，就連「偷古井」都會認了，他卻硬撐到4階段而未供認，這是何等堅強的意志力！這個「台灣最後一個政治死刑犯」，幸因國際救援而存活。 2003年我在做《還原二二八》紀錄片的時候，陳明忠先生以其親歷者的身分，站出來說明大歷史之下，一個農學院學生的參與，以及當時的社會面貌，那是比許多喊著口號的人更有說服力的見證。通過他，我才真正認識到台灣不是只有哭哭啼啼的政客，還有過一個堅毅的革命時代，從日據到白色恐怖，這勇者的血脈，在他的身上傳承了下來。 陳明忠先生一生致力於兩岸和平統一的志業，在台灣史上自有他的定位，但我更願意指出的是，他是台灣歷史的見證者。當台灣被白色恐怖、右翼政權所閹割，失去了左腦的時代，他至少保存了「左半邊」的歷史，讓台灣人的世界觀還有完整起來的機會。否則，台灣人就真的變成失去左半邊的「腦殘」了。 今天，告別陳明忠先生的此刻，回顧台灣，更值得反省的是：我們是否有看見真正的歷史？看見更寬廣的世界？是否繼承了勇者的血脈？ 啊，敬愛的陳桑，再見了！永別了，最後一個政治死刑犯。

國史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

買了高雄縣政府的二二八公文書彙編，來研究。 新聞稿如下：

國史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廿五廿六廿七 暨「檔案資料庫」發表會 活動預告

　　為彰顯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意義，呈現檔案整理的成果，本館將於2020年2月16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假臺北館區四樓大禮堂舉辦《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廿五廿六廿七暨檔案資料庫發表會，除邀請各界貴賓與會，另邀請高雄市二二八關懷協會理事長王文宏致詞，中研院臺史所許雪姬所長及林正慧助研究員與談。

        本館出版二二八事件官方檔案，始於1997年《國史館藏二二八檔案史料》，後在前館長張炎憲擘劃下，投注相當人力進行檔案整理及研究，2002年起陸續出版《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24冊，在2008年出版《二二八事件辭典》，廣為國人和學界研究利用。

        本次發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第25-27冊的檔案，選自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藏的高雄縣政府檔案，是探討地方政府如何因應事件、執行清鄉相當重要的材料，多為過去尚未利用的史料。會中也將介紹本館與檔案局合作開發的「二二八事件檔案資料庫」，盼廣集全民之力，共同認識、參與二二八事件研究。(2020.02.07)

岡山二二八事件總指揮蔡福泰

 【岡山二二八事件總指揮蔡福泰】稍微看一下二二八事件檔案資料庫，看到在書寫岡山二二八過程中，一直很模糊的<蔡福泰>的一份資料，整理了一下我之前的資訊。

　我在訪問岡山二二八事件時，曾聽到蔡順治老師說，「岡山二二八時的總指揮是岡山人蔡福泰」，但後來四處問都只得到模糊的陳述，無資料佐證所以也沒辦法寫。

　蔡福泰父親是路竹人搬到岡山住現在維仁路，書讀得很好，擔任軍職時還射下美軍飛機。他後來在日本長崎，日本投降後回台後任老師，後來到高雄女子初中(?)擔任老師，但由於他在長崎核爆時被幅射照到，雖然當時沒事，但大概1960年代後身體就一直有不明原因的疼痛，後來一直很痛苦的痛到過世。所得的訊息大概就這些。

　他的弟弟蔡仁泰讀台大畢業，後來出國留學，到日本後就支持台獨運動，後來又到美國，成立第一家台灣人的銀行，亞細亞銀行。https://www.epochtimes.com/b5/17/12/19/n9971287.htm

　今天搜尋才知，他在日本投降後在日本軍營成為隊長，真的是很有領導力的人。他在二二八事件時擔任總指揮應該是事實，只是知情的人大多已過世或不願談。

　依這史料，他二二八事件後被通緝了好一陣子，也許再看看，會有他自新的資料。這應要問蔡仁泰才知道。

　唉，如果日本不去惹美國，這位蔡前輩應會成為將軍吧。可惜了這位台灣的優秀人才，被時代的矛盾犧牲了。

岡山二二八事件大事記

 主要資料出處：《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廿五，高雄縣政府檔案(一)》、《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廿六，高雄縣政府檔案(二)》

 2/27 夜晚，因專賣局查緝員在臺北市查緝私菸時不當使用公權力造成民眾死傷。

 2/28 民眾前往行政長官公署前廣場示威請願，遭衛兵開槍掃射，使請願運動轉變成反抗政府行動，蔓延全臺。

 3/3   岡山火車站發生毆打坐車外省人事件。[1]

 3/4   1)發生外來人士毆打國軍事件。[2]

2)岡山區長洪石笋要求軍隊士兵暫勿出營。

3)由各界人士五十餘名成立「岡山緊急處理委員會」，省議員吳瑞泰為主任委員，劉朝四、莊月德為副主任委員。決議支持臺北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八項決議。余仁德等人要求提供槍枝至高雄支援。

4)下午，召開「岡山緊急處理委員會」，台大學生余仁德及退役軍人蔡福泰提議要配給槍枝才能維安，未通過。

5)下午，警局所長、區長、吳瑞泰省議員等人與民眾前往岡山要塞(空軍軍營)要求解除武裝未成功。

    6)有學生主張毆打身為半山的洪石笋，洪將家族安置於高耀蒼醫師家，洪石笋避住太原醫院王查某家。[3]

 3.5   1)早晨，學生與青年十餘名至警局奪走槍枝子彈。

2)緊急委員會中，李潤宇要求派人支援高雄。

3)李潤宇、蘇金生等十餘人至高雄「支援」。[4]

3/6   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派巡邏隊下柴山，「看到台人聚集就無差別掃射」。軍隊抵達岡山開始抓人，尤其是大學生。

3/7   王福堃被拘。

3/8   洪石笋區長北上拜訪柯遠芬。[5]

3/10 1)國軍下午進駐岡山，設「南部防衛司令部岡山分區指揮部」。

2)每晚19時至次日6時實施戒嚴。[6]

3/14 余仁德、蕭朝金被槍斃於岡農南側。[7]

3/20 劉登居被槍斃於橋頭(今橋頭路、成功路交叉口)。[8]

3/24 岡山區四鄉綏靖工作交由第二總台第一大台蔡文德台長駐岡山區署，改為每晚23時至次日6時實施戒嚴。[9]

4/10 洪石笋區長免職。[10]

4/28 第二總台第一大台於今日撤離岡山區署。[11]

4月 綏靖期間，共有洪平山、吳文恭、莊月德、蔡福泰等18人自新。[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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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洪石笋，〈岡山區下發生事件經過及應付情形報告書〉，《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廿五，高雄縣政府檔案(一)》，(臺北市：國史館，2020)，頁147。

[2] 洪石笋，〈岡山區下發生事件經過及應付情形報告書〉，《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廿五，高雄縣政府檔案(一)》，頁149。

[3] 洪石笋，〈岡山區下發生事件經過及應付情形報告書〉，《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廿五，高雄縣政府檔案(一)》，頁149-153。

[4] 應是支援「雄中自衛隊」。洪石笋，〈岡山區下發生事件經過及應付情形報告書〉，《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廿五，高雄縣政府檔案(一)》，頁153-154。

[5] 洪石笋，〈岡山區下發生事件經過及應付情形報告書〉，《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廿五，高雄縣政府檔案(一)》，頁156-157。

[6] 黃應樞，〈高雄縣政府岡山區署綏靖工作報告書〉，《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廿六，高雄縣政府檔案(二)》，頁175。

[7] 黃應樞，〈高雄縣二二八事件人犯調查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廿六，高雄縣政府檔案(二)》，頁188。

[8] 黃應樞，〈高雄縣政府岡山區署綏靖工作報告書〉，《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廿六，高雄縣政府檔案(二)》，頁188。

[9] 黃應樞，〈高雄縣政府岡山區署綏靖工作報告書〉，《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廿六，高雄縣政府檔案(二)》，頁175-176。

[10] 〈高雄縣行政自治人員參加二二八事變自首自新及被逮捕名冊〉，《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廿五，高雄縣政府檔案(一)》，頁520。

[11] 〈高雄縣党政軍第四次聯席會議記錄〉，《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廿六，高雄縣政府檔案(二)》，頁263。

[12] 黃應樞，〈高雄縣政府岡山區署綏靖工作報告書〉，《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廿六，高雄縣政府檔案(二)》，頁188-189。

[13]〈高雄縣党政軍第四次聯席會議記錄〉，《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廿六，高雄縣政府檔案(二)》，頁263。

戰後初期到228事件前的岡山亂象

1947年二二八事件，岡山是高雄縣最嚴重衝突的地區，依照官方史料，如同有機場的虎尾與嘉義一樣，岡山人當時試圖接收有軍事功能的岡山機場，而且向外輸出武力，還有人到高雄市支援抗爭。岡山人會如此激烈抗爭，背後形成的原因為何？

筆者整理1945年底到1947年初的《民報》發現，此時期的岡山就像台灣各地一樣，亂象層出不窮，民眾對政府的忍耐已到了極限。日本半世紀的經營，已將岡山建設成「現代化」的社會，但新來自中國的政府及軍隊卻仍停留在「前近代」模式，還在學習適應「現代化」的政府官員，加上素質不佳的軍隊，造成當時岡山社會的快速退化，許多日治初期即已消失的舊時代亂象又再出現，有如只是換了一個更差的殖民政府，[1]使岡山人心惶惶，在二二八事件期間反應激烈，也造成了後來的悲劇。

岡山的接收過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後，台灣人靜待新政府的到來，一切政府的運作維持原狀。10月25日在台北公會堂，依照同盟國軍隊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發布的〈一般命令第一號〉規定，作為盟軍中國戰區蔣介石特級上將的代表，陳儀代表接受在台日軍的投降，軍事接收臺灣，之後國民黨的政治與軍隊逐步接收台灣各地。

在國民黨軍抵達岡山前，岡山的街役場（即現在的區公所）在11月15日，經由選舉選出街庄長，由台灣人擔任主管[2]。教育方面，12月1日，大岡山地區完成了各校校長的任命工作，全部改由日治時期曾擔任老師的台灣人擔任。[3] 警察的部份在12月上旬完成交接。[4]

12月7日，國民黨軍隊由席痕炫營長帶領，進入岡山軍營，報紙寫說，「是日火車站前，郡民□數整列歡迎，頗有一場熱鬧。」[5]據當時在中街歡迎現場的耆老表示，岡山人的反應和在基隆碼頭初迎國民黨軍的台灣人一樣，對於這批衣衫不整、打綁腿、背著鍋子爐子的士兵，嘖嘖稱奇，因為從沒看過這種破爛的軍隊！

米價高漲米荒嚴重

日本發起太平洋戰爭後，國家所有資源實施配給制度，大家都過著拮拘的生活，原本想說戰後可以恢復正常，沒想到民生物資最重要的米飯，發生價格高漲，甚至有錢也買不到米的問題。

1945年12月24日的《民報》，同時報導了岡山米荒問題，與破獲盜取公物案。[6]報導指出，郡役所雖有開會討論米糧問題，但「成績未可樂觀」，近半個月沒有政府的配給就算了，還無處可買，市面上米價高漲，恐怕會出現挨餓的現象。[7]12月31日上午，在共樂館（後來的岡山戲院）召開街民大會討論米糧問題。[8]同年3月8日報導，當時的商工銀行(現在的第一銀行)出借一百萬給區署，以協助解決糧荒問題。[9]

貧民生活困苦，失業者走上惡路

　日治後期岡山街的公辦「社會事業」，有「窮民救助、公設小賣市場、魚市場、家畜市場、果實卸市場、公會當、圖書館」等等，對貧民的救助是排在第一位。[10]當時多是以辦音樂會及戲劇表演來賣票募款，戰後初期也是以同樣方式進行。

　由於「自光復以來各種的物資日趨高漲」，為了幫助家庭，許多就學的學生被迫休學，四處叫賣賺點小錢補貼家境，當時擔任岡山國小的劉添喜校長（劉光雄醫師父親）在1946年6月1日在岡山戲院舉辦音樂會，以募款救濟貧困學童。[11]　10月，空軍岡山分隊提供食品給岡山區署，以救濟貧民。[12]

　1947年初1月9日起連4天，岡山區署辦理「貧民救濟遊藝大會」，由岡山鎮「堯(繞)樑音京調」的同仁及區署範圍的學校員生在岡山戲院演出京劇。當時出演的都是地方的頭人，包含區長洪石笋、省參議員吳瑞泰，高昌、黃東洋、史樹等醫師，記者張進福、王烱耀，企業家歐下、余耀波、戴良慶、楊陀、韓清海等人。[13]

　在海南島的台籍日本兵是太平洋戰爭最可憐尷尬的一群，戰前的國籍是佔據海南島的日本，戰後變成戰勝國「中國」，但台灣兵的遭遇比日本兵還慘，日本派軍艦來載走了日本兵，他們這些台灣人卻因為船資被中國軍官Ａ走了，被迫在島上等了一年多，餓死病死了許多人後，在自力募資與台灣親族的協助下，才得以坐船回台。

　公學校畢業後就在仁武庄役場上班的筆者親戚六叔公蔡新興，戰爭一開始就光榮的去海南島當兵，薪水比鄉長還高，戰爭結束後完全失去音訊，親族皆認為他已戰死。沒想到一年後的某天，祖母在顧店時，一位衣衫襤褸的人走進店裡，祖母以為是乞丐原想給錢打發，沒想到他說自己是六叔公。後來他回到鄉公所上班做到退休，但一直戒不掉在海南島染上的賭癮。

　在1947年一月，新聞報導破獲了一個在台南與大岡山地區偷電纜線，由十多人組成的盜賊集團，都是因為海南島返台後，失職無處謀生的台籍日兵。[14]

已消失的霍亂天花死灰復燃

　賴進祥2015年出版的《傳染病與228》指出，由於當時的執政者失能，讓各種在日治時期原本已經絕跡的疫情死灰復燃，局面失控導致傳染病大流行。[15]

　1946年五月有數則與流行病有關的新聞報導，報導指出岡山區的霍亂自湖內、茄萣等區逐潮蔓延至路竹區，13日〈岡山區霍亂發生二八名已死八名〉，16日〈岡山霍亂蔓延真性一八名死亡一九名〉，為防陼霍亂蔓延，新聞報導自5月7日起，頂茄苳、圍子內、新園等地的國民學校停課二星期。[16]

　1947年一月報導高雄縣開始流行天花的現象，從1946年12月始於美濃鎮，後來到了這年一月15日，岡山區有12人得到天花。2月11日報導，岡山區計有27人得天花，死亡4人。[17]

　另外在岡山區的湖內與彌陀，則爆發豬瘟，斃死了七千八百餘頭。[18]

「中國式」官場文化，怪案奇案頻傳

戰後台灣社會出現新的詐騙手法，司法單位竟也有不依法治精神奇怪的作為「配合」，造成民眾更加的無所適從，詐騙份子利用那個時代台灣人的單純，欺騙地方人士，讓橋頭與岡山有名望的醫師捲入是非，令岡山人對中國來的新文化嘆為觀止。岡山地區還出現很多盜竊公家財產的案件，[19]據說還有軍人故意把鹽丟入飛機油箱，造成引擎生銹成為廢鐵，然後報告生銹無法飛行然後變賣。

在橋頭有位自稱是「藍衣社」(國民黨的暗殺集團)成員的福州人林則民，經朋友介紹給沈祈彰醫師，沈醫師原來引以為傲，但此人後來在他家中住，無所事事白吃白住又花天酒地實在太久，被沈醫師識破並檢舉到岡山派出所，岡山警方偵訊後將騙子送到高雄地方法院，卻被檢察官馬上釋放。沒想到這位騙子竟還拿著無罪傳票回到岡山地區，向之前檢舉他的人興師問罪恐嚇威脅，騙子還到岡山警局要求逮捕沈醫師等人。此事鬧到高雄市警察局長和首席檢查官到岡山區署調查，當時區署人山人海，只好派代表與官員對談，直到把事情始末詳細了解，才解決此爭端，但也不知這位「林則民」後來是如何處置。[20]

岡山台上里王阿華(女，17歲)的父親等4位家人，因為在1946年3月犯案，[21]被判6年不等的刑期，聽聞此事的洪木龍與呂順意，在王阿華的母舅陳丁財醫師與雄中學生蘇金生的陪同下拜訪，[22]誆稱他們是高雄檢察處檢察官，可以讓父兄出獄，但需對地方法院判官「贈款」。王阿華認為，「來台官吏都是這樣」，故給了洪木龍兩次錢，共台幣22800元。單純的王阿華等數日沒有父兄出獄的訊息，於是跑去高雄市拜訪檢查官，檢查官立即動員憲兵隊逮捕四人。[23]後來這件「聳動岡山方面民眾耳目」的偽檢察官案，在8月17日宣判，呂順意與洪木龍判拘役十個月，陳丁財醫師與蘇金生無罪。[24]據說陳丁財醫師被拘役在牢中時，每天都只有韮菜煮湯可吃，所以後來都不敢吃韮菜。

連17歲的女性都對來台官員的「揩油風氣」習以為常，可見當時岡山人對於這個新政府的「觀感」。

中國的官場文化與官員的無能讓岡山人不敢領教，結果岡山郵局要換外省主管，讓郵局員工相當懼怕無法接受。原本，岡山郵局在戰後即由已工作18年，最有經驗的台籍最資深長官王壽立擔任局長，70多名員工得知總局將派外省人擔任岡山郵局局長，並且還要帶四、五名人員到來，岡山郵局員工領教過其他行政單位的「外省人」的能力，憤慨本部的錯誤作法，集會展開挽留王壽立局長，向郵政管理局強力陳情。[25]

軍紀敗壞，「土匪兵」成為岡山最大亂源

　岡山這個重大的軍事基地在1945年底改由國民黨軍隊進駐後，素質不佳的軍人成為社會的亂源，和台灣各地一樣，發生嚴重的搶劫殺害平民事件，岡山人心惶惶，不再像日治時期一樣能夜不閉戶。日本自1873年就實施現代國家的徵兵制，加上武士道的傳統，軍人素質相當高，所以可以想像在國民黨軍隊剛到臺灣的時候，臺灣人是有多麼的訝異與痛苦。

　臺灣由漢人移民帶來的「土匪」現象，在日治7年後的1902年，即已被政府完全解決；[26]蔣介石在中國大陸時期，中國一直是個土匪現象嚴重的世界，他的軍隊和當時各地軍閥一樣，為了鞏固地盤會「招撫土匪為兵」。[27]中國本土則是要直到1952年，中國共產黨統治的第3年，才大致肅清，這個肅清也將蔣介石的殘餘勢力完全消滅。[28]

　國民黨軍在進駐岡山後，於12月16日在武德殿設宴招待地方頭人，地方人士如同日治時期一樣，組織了「軍民合作社」，軍隊也提供食物救濟貧民，但是部份素質不佳軍人的惡劣行為，造成岡山民眾巨大的恐慌，沒想到同樣是軍人，日本時代與國民黨時代素質竟有天壤之別。

　1945年11月底，提早先到岡山的先遣部隊士兵，到日治時代就很有名的「醉鄉樓」享受，不爽不能白吃白喝的軍人在中庭開槍亂射殺死人，嚇得所有酒樓「關門大吉」。[29]

　1946年7月23日深夜的「穿軍服暴漢殺人慘案」，岡山人自此人心惶惶，入夜戰戰競競。當時在仁壽橋西側橋頭，劉厝人劉林在此開設米店，新聞報導，深夜10時三位穿軍服的人入店表示要買糖，因劉林不在且又已夜深，妻女表示不賣。4個小時後，三人持手槍侵入米店，槍殺劉林，其子劉萬得亦身中數槍重傷，殺人兇手逃逸無蹤。[30]岡山鎮當局為此召開臨時鎮民代表大會，警局表示，接到急報即派刑事到場，但因兇手穿軍服，故再請憲兵檢察單位負責。這個臨時會後來作出一些不痛不養的決議，後來也抓不到兇手，不了了之。[31]

　逃兵在街道出沒，也是嚴重治安問題。同年9月22日晚上，巡邏警察在岡山國小前抓到一位偷腳踏車怪漢，這位怪漢自稱是鳳山的士兵，警察請他到派出所要留置處理時，卻拿出一枚手榴彈作勢投擲並逃跑，警察直到第2天凌晨4時才抓回來，這位逃兵供稱他名字是「凌勝南(外省人)」。[32]這種逃兵攜帶武器的犯罪行為，在當時的高雄地區經常發生，有人用手榴彈恐嚇店家勒索金錢，也有逃兵用手榴彈威脅妓女白嫖，偷竊財物。[33]

補記：1947年3月4日到6日的岡山

　二二八事件在台北爆發後，高雄市於3月3日始爆發衝突事件，[34]岡山在同時間出現動反政府的動作，也在6日時「被結束」。

依奉監察院命抵台視察之「閩台監察使」楊亮功的報告，高雄縣岡山在3月4日有「暴民」包圍岡山警察所，奪走步槍20餘枝，然後「繼復進攻該處要塞駐軍，經痛擊始退去」，[35]文中的「要塞」就是現在的空軍基地岡山飛行場。當時空軍基地的入口，是在今天通校路與協和路口。

　依當時在岡山基地擔任警衛的楊尚強記載，在3月4日上午，有數百名岡山群眾聚集到空軍基地門口，要求空軍基地內的官兵繳械。岡山民眾與空軍基地的官兵在門口一直僵持至下午四點，基地官兵以「未有上級命令不能繳械」為理由，堅拒繳械，民眾又手無寸鐵可對付（雖有搶去槍械，但無子彈可用），僵持到傍晚，因而作罷。[36]

　與楊亮功共同書寫調查報告的監察委員何漢文，後來投共，於1981年發表〈臺灣二二八起義見聞紀略〉，文中記載當時岡山的「起義軍」佔領了岡山區署。[37]所以，在3月4日至6日之間，岡山除了軍事基地以外的地區，是由反國民黨政府的勢力控制。

另外還有記載，部份來自岡山的原台籍日軍到高雄支援，成為攻打警察局與憲兵隊等單位的主力軍之一，[38]也曾有人企圖聯絡鼓勵左營海軍的台籍士兵響應，故使得岡山人事後成為高雄縣區域遭到最嚴厲對付的區域。[39]在1947年4月的資料〈高雄縣二二八事變就捕奸匪暴徒一覽表〉中，余仁德的「犯罪事實」是「策動青年暴動參加攻打高雄市壽山」，蕭朝金與劉登基是「毆打國軍主張攻打飛機場」。[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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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翠蓮，《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台北市：遠流，曹永和文教基金會，2008)，頁336-337。

[2] 〈岡山街庄長選舉決定〉，《民報》，1945年11月12日，第2版。

[3] 〈岡山近事〉，《民報》，1945年12月5日，第1版。

[4] 〈高雄州各課長及警察學界發令〉，《民報》，1945年12月11日，第2版。

[5] 〈國軍駐進岡山〉，《民報》，1945年12月11日，第2版。

[6] 〈岡山郡義勇隊破獲盜取公物犯〉，《民報》，1945年12月24日，2版。

[7] 〈岡山〉，《民報》，1945年12月24日，2版。

[8] 〈岡山街米糧會議〉，《民報》，1946年1月5日，2版。

[9] 〈地方通訊〉，《民報》，1945年3月8日，2版。

[10] 大塚清賢編輯，《躍進臺灣大觀》(東京市：中外每日新聞社，1941)，頁331。

[11] 〈救濟貧困學童主開音樂會募捐〉，《民報》，1946年5月28日，2版。

[12] 〈空軍岡山分隊提出食品交區署贈貧民〉，《民報》，1946年10月2日，2版。

[13] 〈貧民救濟遊藝會〉，《民報》，1947年1月6日，2版。

[14] 〈新豊區警所破獲盜電線犯〉，《民報》，1947年1月26日，2版。

[15] 賴進祥，《傳染病與228》（臺北市：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5）。

[16] 〈岡山區霍亂發生二八名已死八名〉，1946年5月13日，第2版；〈岡山霍亂蔓延真性一八名死亡一九名〉，1946年5月16日；〈岡山〉，《民報》，1946年5月17日。

[17] 〈高雄亦發生天花真性患者十四名〉，1947年1月16日，第2版；〈高雄到處有天花非全縣民協力防疫定不能澈底撲滅〉，1947年2月11日。

[18] 〈高雄縣猪瘟猖獗病猪壹萬五千頭斃死七千八百餘〉，《民報》，1947年2月7日，第2版。

[19] 〈岡山郡義勇隊破獲盜取公物犯〉，《民報》，1945年12月24，第2版。

[20] 〈被拘者忽來拘人，到底誰是罪人？岡山鎮大演怪劇〉，《民報》，1946年4月28日，2版。

[21] 〈夜半鎗聲發生命案〉，《民報》，1946年3月24，第2版。報載，台上里王漢長及家族眾人，於3月19日晚上10時用彈藥攻擊楊江伴家，造成楊家多人受傷送醫急救。

[22] 陳丁財醫師(1913-2001)，留學日本，戰後回台行醫，在開元街104號開設「陳產婦人科」。蘇金生是岡山新莊人，雄中學生，二二八事件時從岡山帶了十幾支38步槍給雄中自衛隊，並名列〈台灣省二二八事變現在逍遙法外份子名冊〉。

[23] 〈假冒檢察官欺騙罪犯家眷岡山鎮發生一奇案〉，《民報》，1946年7月12日，2版。

[24] 〈偽檢察官案判決拘役〉，《民報》，1946年8月20日，2版。

[25] 〈岡山郵局員召開，挽留局長磋商會議〉，《民報》，1946年5月29日，2版。

[26] 臺灣憲兵隊著；宋建和譯，《臺灣憲兵隊史》（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頁525。

[27] 蔡少卿主編，《民国时期的土匪》（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頁14。

[28] 冉光海，《中国土匪》（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頁353。

[29] 楊春鳳、劉天賦，〈繁華破壞一瞬間〉《高縣文獻第24期岡山采風》（高雄縣鳳山市：高縣府，2005），頁192；〈被拘者必來拘人到底誰是罪人？岡山鎮大演怪劇〉，《民報》，1947年4月28日，第2版。

[30] 〈三暴漢穿軍服無端槍斃米商岡山深夜發生慘案〉，《民報》，1947年7月26日，第2版。

[31] 〈岡山鎮民大會〉，《民報》，1947年7月30日，第2版。

[32] 〈逃兵行盜玩手榴彈〉，《民報》，1947年9月27日，第2版。

[33] 〈以手榴彈恐嚇鳳山鎮又發現逃兵〉，《民報》，1947年9月28日，第2版。

[34] 張炎憲等執筆，《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台北市：二二八基金會，2006），頁64。

[35] 楊亮功、何漢文，〈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及處理經過〉《二二八研究》（台北市：李敖出版社，1989），頁73。

[36] 楊尚強編著，《東瀛浮沉錄：企業家楊承錦的傳奇》（台北市：英華電腦排版印刷公司，1993），頁18-20。

[37] 何漢文，〈臺灣二二八起義見聞紀略〉《二二八研究》（台北市：李敖出版社，1989），頁124。

[38] 黃順興，《走不完的路—黃順興自述》（台北市：自立晚報，1990），頁68。

[39] 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頁127。

[40] 中研院近史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五)》（台北市：中研院近史所，1997），頁6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