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4日，楊承錦所記的二二八事件時期，佔領岡山機場行動

　二二八事件在台北爆發後，高雄市於3月3日始爆發衝突事件，[34]岡山在同時間出現動反政府的動作，也在6日時「被結束」。

依奉監察院命抵台視察之「閩台監察使」楊亮功的報告，高雄縣岡山在3月4日有「暴民」包圍岡山警察所，奪走步槍20餘枝，然後「繼復進攻該處要塞駐軍，經痛擊始退去」，[35]文中的「要塞」就是現在的空軍基地岡山飛行場。當時空軍基地的入口，是在今天通校路與協和路口。

　依當時在岡山基地擔任警衛的楊尚強記載，在3月4日上午，有數百名岡山群眾聚集到空軍基地門口，要求空軍基地內的官兵繳械。岡山民眾與空軍基地的官兵在門口一直僵持至下午四點，基地官兵以「未有上級命令不能繳械」為理由，堅拒繳械，民眾又手無寸鐵可對付（雖有搶去槍械，但無子彈可用），僵持到傍晚，因而作罷。[36]

　與楊亮功共同書寫調查報告的監察委員何漢文，後來投共，於1981年發表〈臺灣二二八起義見聞紀略〉，文中記載當時岡山的「起義軍」佔領了岡山區署。[37]所以，在3月4日至6日之間，岡山除了軍事基地以外的地區，是由反國民黨政府的勢力控制。

另外還有記載，部份來自岡山的原台籍日軍到高雄支援，成為攻打警察局與憲兵隊等單位的主力軍之一，[38]也曾有人企圖聯絡鼓勵左營海軍的台籍士兵響應，故使得岡山人事後成為高雄縣區域遭到最嚴厲對付的區域。[39]在1947年4月的資料〈高雄縣二二八事變就捕奸匪暴徒一覽表〉中，余仁德的「犯罪事實」是「策動青年暴動參加攻打高雄市壽山」，蕭朝金與劉登基是「毆打國軍主張攻打飛機場」。[40]

 

 [34] 張炎憲等執筆，《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台北市：二二八基金會，2006），頁64。

[35] 楊亮功、何漢文，〈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及處理經過〉《二二八研究》（台北市：李敖出版社，1989），頁73。

[36] 楊尚強編著，《東瀛浮沉錄：企業家楊承錦的傳奇》（台北市：英華電腦排版印刷公司，1993），頁18-20。

[37] 何漢文，〈臺灣二二八起義見聞紀略〉《二二八研究》（台北市：李敖出版社，1989），頁124。

[38] 黃順興，《走不完的路—黃順興自述》（台北市：自立晚報，1990），頁68。

[39] 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頁127。

[40] 中研院近史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五)》（台北市：中研院近史所，1997），頁6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