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峰文史札記三則：鋒→峯→峰、火攻營、前鋒港

 

 目前岡山區的範圍中，最早有漢人集體農墾的聚落，應是鄭氏王國的兵屯聚落，依據考證史料，（依最初的漢字書寫）也就是前鋒、後協、為（圍）隨、前鋒仔等庄頭。本文乃整合幾項與前峰相關的個人文史研究心得，敬請指教。

前「鋒」到「峯」到「峰」的漢字演變

台灣地名的漢字的大變化，一般人多以為是在日治1920年後的「州制時期」，譬如「阿公店」改名岡山就始於這一年。但很多人不知，在日本來台後，就已開始更改當時的漢字地名，將難寫或有多種寫法的漢字統一成較易書寫成「日本漢字」的，比如將「程鄉」[1]統一寫成較好寫的「程香」；也改掉較「武力」的地名，譬如「援剿」改成「援巢」。

前文提及，前鋒是鄭氏部隊屯田所存留的地名，大概鄭氏部隊來台後不久即出現，1894年底成稿的《鳳山縣采訪冊》記載：

真武廟【祀玄天上帝，亦名北極大帝】……一在前鋒莊【仁壽】，縣西北四十里，屋八間。嘉慶十四年，李承業募建。廟租一百三十元。[2]

清國於1683統治台灣後，「前鋒」的寫法開始多樣化，但絕大部份的時候仍是沿用鄭氏王朝時代的「前鋒」地名寫法，並未統一過。少數記載會寫前「峯」[3]，也有寫做「峰」的記載。

台灣改由日本統治後，前鋒這個自1660年代開始使用了約230年的明國武裝部隊名詞，日本現代政府首次統一改成了把山放在上面的「前峯」。

「前峯」這個漢字地名自此就一直使用，但是在那個時候又變成把山放在左邊的「前峰」的呢？原來在1980年代，臺灣電腦中文化的起步時期，資策會發表的中文編碼（Big-5碼），有缺字、漏字的小問題，有些常見常用的文字漏編進去，例如：堃、綉、効等字，「峯」也是漏掉的其中之一，當時只有「峰」。[4]於是所有的公部門只好以「峰」取代「峯」，久而久之就都是用「峰」了，其實，寫成左右的「峰」也比上下擠在一起的「峯」美觀好寫。

新發現的鄭氏軍屯地名—「光攻」

   看前峰的老地圖，可以看到在前峯之下有個「火光」的漢字小地名，但奇怪的是，岡山在地都唸「hóe-kong」，漢字臺語卻應唸「hóe-kng」。

這個奇怪的現象，父親曾說，依其台語發音「hóe-kong」，其漢字應是「火公」才對，是「火公仔ｅ厝」。他還聽過說，以前此處是鄭氏軍隊的伙房，在以前沒有電的時代，晚上還要炊煮食物供士兵用餐，故名為「火光」。但這說法應該不可能，古代人都是在還有日光的傍晚就煮飯並吃完晚餐的，鄉村在黑暗的晚上伸手不見五指，就只能睡覺。

這個問題在筆者去年重遊延平郡王祠，看到西廡的一個牌位寫著，「明火攻營曾公大用」，終於豁然開朗，原來是源自鄭成功的部隊「火攻營」名稱，應寫成「火攻」才對，台語發音就是「hóe-kong」。

牌位的說明文字如下，文字內容應是出自江日昇的《臺灣外記》，[5]

牌位名稱：明火攻營曾公大用。事蹟簡介：永曆三十年(1676)正月，劉國軒、劉進忠率軍會攻惠州府，城雖圍，尚有博羅縣水路接濟，乃決議先攻博羅，火攻營曾大用等將領為先鋒，奮勇奪先，鼓眾而上，被城上矢石藥桶打下，為石壓死。

依古文獻記載，此地在清治時期大概都寫成「火光」。1895年編輯成冊的《鳳山縣采訪冊》中，即有〈火光厝〉的記載，

仁壽里，在縣治西北方，距城三十里，轄莊五十七。橋仔頭...、大寮莊、下後紅、頂後紅、下竹圍、臺上莊、程鄉莊、圍隨莊、...阿公店、街尾崙、劉稿工、...前鋒莊、...後協莊、白米莊、...【火光厝】。[6]

更有歷史價值的史料，楊英的《從征實錄》也有「火攻營」的記載。1658年三月，鄭成功駐紮在廈門地區(思明州)時，各部隊組織的長官：

左虎衛左協林鳳、右協王俊、前協鄭仁、後協陳蟒、署領兵事管候缺正領班王大雄、副領班林鳳、火攻營倪正。[7]

我們再從地理上看，鄭氏部隊的屯田，前鋒在北，後協在南，「火攻」居中，由北而南串連在一起，沒有違和感，但火攻應是人數較少的屯田聚落。

依上述各記載及推論，應可驗證，前峰南邊的小地名「火光」，漢字應寫成「火攻」才對。

岡山高中創校時期的校慶特刊，《省立岡山中學校慶特刊－創校兩週年紀念》曾有「火光宿舍」的記載，這宿舍位於今前峰國小校門口前方：

教職員宿舍，除去年向土地銀行租修岡山火光前日本營團宿舍七棟已搬入住用外，並於今春再向高雄縣政府租岡山原木本凌雲閣一座，本年九月底全部修竣……。[8]

前峯港(1731-1830)

岡山的「前峰」並未濱海，可是在後協代天府前的岡山現存最古石碑，乾隆25年(1760)「奉憲勒碑」上，卻出現有「前峯港」的文字，有很多人無法理解，難道古代前峰是濱海的？今在何方？

石碑上的文字記載：「……為此，示仰仁壽里前峯港沿海居民舟古船商販人等知悉……。」[9]

其實，碑文中的「前峯港」，是指在1730年代至1830年代，有航運功能的阿公店溪中上游的南段支流。

先談「阿公店溪」的概念，「阿公店溪」的名詞，最早大概是在19世紀後期出現。順便一提，臺灣各地地名，尤其是次要地名，是直到日本這個現代政府為了公文書一致，地名才開始有強制規定的統一書寫。像岡山舊名的漢字也曾經有人寫做臺語同音的「鴉公店」！[10]

其次談臺灣古文獻中「港」的概念，在臺灣還是以水運為主的時代，「港」並非只指「海岸港口」，而是也指「某段可航運的水道」。

阿公店溪自有記錄以來，中上游大致分有北支流與南支流，在1930年代尚未將水道截彎取直前，南北支流在岡山街北邊會合，會合之後向西注入臺灣海峽。現在的南北支流交會點是在前洲橋的東邊，以前是在現今大寶精密工具公司的東方大溝入土庫排水的交會點。

　在這些支流還有運貨功能尚未阻塞前，南支流因為終點在前鋒，故名「前鋒港」，北支流因為最遠可到二濫（今日的三爺村以東，九空橋以北，已廢庄），故名「二濫港」。

   在兩者匯流後向西流入海，這段河道較多文獻記載為「彌陀港」，但如果要分得更細，中段部份還有「還轅港」及「竹仔港」等水道。[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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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鳳山縣采訪冊》（臺北市：文建會，2007），頁56。日本的「鄉」寫做「郷」，中間上面少一點。

[2]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鳳山縣采訪冊》，頁218。

[3] 後協廟前的〈奉憲勒碑〉寫做「前峯港」。

[4] 籃籗會的「籗」也是類似的情形。日治時期片岡巖所寫的《台灣風俗誌》中即有「籱」字，但戰後印刷的鉛字退步而沒有這個字，於是多以「筐」代替，因而變成了「籃筐會」。

[5] 江日昇，《臺灣外記》（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頁303。

[6]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鳳山縣采訪冊》，頁56。

[7] 楊英，《從征實錄》（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頁123。

[8] 臺灣省立岡山中學校慶特刊編輯委員會，《省立岡山中學校慶特刊－創校兩週年紀念》（高雄縣：臺灣省立岡山中學，1948），頁10。

[9] 楊懷恩，〈奉憲勒碑：公文刻下的史實重現〉，2021.12.1。，2012年12月9日，ayu1114.blogspot.com/2012/09/blog-post.html，2021年12月1日讀取。

[10] 朱仕玠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小琉球漫誌》（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頁26。「二十里至竿蓁林（又名鴉公店），亦一大村落也。」

[11] 感謝對岡山地名最有研究的郭秋美老師提供資料。

劉厝寶公宮沿革

 呂阿三整理撰寫

日治時代，本里地籍番號隸属「高雄州岡山郡街尾崙劉寶公」，當時社名為「劉寶公」直至光復後，國民政府地名整編定為「劉厝里」。

根據鄉里耆宿口述，謂居住「劉厝里」之「劉姓」祖先，原祖籍係福建省漳州府海澄縣十三都，開基老祖為劉國軒，明末隨鄭成功移民來台(今台南府城赤崁樓附近)開墾定居・後來劉國瑞(宇君玉)之肆子劉登科奉派進駐「公館」(本里店仔口劉天居先生居所附近)，負責管理百甲土地，兼收地租，田賦，也因此落腳居住下来。

先祖在台灣為懷念故鄉，興建大瓦厝時 ，含在大廳堂外門檻正上方，鑲著代表劉姓堂號「彭城」之字樣，表示不忘本姓;在先人祖墳墓碑則勒上「海澄」縣名，以便追根潮源·先祖劉登科育有四子，分别為大房廷聘、二房廷模、三房廷佐，四房廷佑，歴經數代子孫相傳，至今本里劉氏宗親，仍保留分為四房親戚血脈關係，並著重輩分倫理稱呼，一直蔚為美談・近年來隨著時代變遷，因婚姻、遷徙或房屋買賣等因素，本 里才有非「劉姓」鄉親如呂、張、曾、韓、林、陳、沈、楊…等姓居民陸續遷入。

 ……經本里士紳考證，本宮「媽祖」即是先祖當初移民台灣時從大陸奉請隨行，祈求航海安全，眾生安寧之神尊。傳說「媽祖」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神蹟顯靈，有本里里民曾見一村姑打扮婦人，手捧「竹籃」去接盟軍飛機投向本里之炸彈，並將它移往大空地引爆，使里民得免受炸彈侵襲，護祐里民生命财産安全。……

董同龢年表

 1911: 父親江蘇武進人。出生於昆明

1915-1916:遷回江蘇。讀如皋小學。

1920年代: 後全家搬至北京，在北京讀完中學。

1932: 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

1936: 清華大學畢業，入史語所

1949: 史語所遷台灣，擔任台大中文系教授。

1954: 哈佛大學進修二年

1957: 京都大學教授

1959: 華盛頓大學講學一年

 1963: 六月血管瘤引起的黃疸病過世

丁邦新，董同龢先生對語言學的貢獻，台灣語文研究，4:149-158，2009年

著作: 1959 四個閩南方言

遺著: 1967 記台灣的一種閩南語(1953年完稿)

漢語方言的研究

 

漢語方言的研究源遠流長， 歷史悠久。大體說來，從揚雄的《方言》到章炳麟的《新方言》，古代漢語方言學經歷了1900年左右；從“五四”運動到現在，現代漢語方言學又經歷了近70年的發展過程。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3%80%8A%E5%9B%9B%E5%80%8B%E9%96%A9%E5%8D%97%E6%96%B9%E8%A8%80%E3%80%8B

古代漢語方言學　先秦古籍中已有方言的著錄。相傳古代帝王為了體察民情風俗，博通天下名物，在每年秋後的農暇季節，派遣使臣乘坐輕便的車子到各地去蒐集方言異語。這大概就是東漢應劭《風俗通義序》上所說“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軒之使，采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的情形。但這些都還不能說是方言的研究。隨著時間的推移，漢語言文字從先秦發展至漢代已經有了重大的變化，人們閱讀古籍已有許多困難。為了適應閱讀和研究古代典籍的需要，漢代便興起了以詮釋詞語為主要內容的訓詁學。揚雄《方言》（全名《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是漢代訓詁學一部重要的工具書，也是中國第一部漢語方言比較辭彙集。它的問世表明中國古代的漢語方言研究已經由先前的萌芽狀態而漸漸地發展起來。《方言》被譽為中國方言學史上第一部“懸之日月而不刊”的著作，在世界的方言學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從漢末創製反切以後，中國古代語言學在發展訓詁學的同時，又漸漸地興起了音韻學。漢語方言研究跟訓詁學和音韻學都有密切的關係。魏晉南北朝時期產生的許多韻書，如李登的《聲類》、呂靜的《韻集》、夏侯詠的《韻略》、周思言的《音韻》、李槩的《音譜》等，它們大都是“各有土風”的方言同音字表。到了隋唐時代，中國社會結束了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的局面，加上經濟的發展，科舉制度的實行，反映在語言文字上，對共同語規範的要求十分迫切，著重中原正音、排斥方言土語的風氣相當突出。因此隋代陸法言編撰《切韻》之後，方言韻書不僅很少有新著出現，就是原有的一些也都因被忽視而先後亡佚。從隋唐到宋元之際，漢語語音又發生了重大變化,以正音為目的的《切韻》、《唐韻》、《廣韻》、《集韻》一系韻書，由於跟口語相距日遠，漸漸失去了語音規範的作用，只是作為詩韻而被文人沿用。這多少為音韻的研究轉向從實際語音出發的道路創造了客觀條件。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出現了元末周德清以14世紀初期反映北方口語語音的北曲為依據而編成的《中原音韻》，而且以它為先導，以後產生了一系列北音系統的韻書。這在漢語音韻學上是一個劃時代的重大革新，也給漢語方言的研究帶來了新的變化。比如明朝晚於《中原音韻》 100多年蘭茂編的《韻略易通》，晚於《中原音韻》 300多年畢拱宸編的《韻略匯通》等韻書，反映了北方話即官話方言中某些地點方言的語音系統。這一類北音韻書不僅對研究某些方音的歷史演變有參考價值，而且對研究當地方音跟其他官話方言音系的關係等也都有一定的作用。除韻書以外，某些字書和筆記雜談性質的著作也有方音材料的著錄。如唐代顏師古的《匡謬正俗》、宋代王應麟的《困學紀聞》、明代張位的《問奇集》等書中都談到各地的一些方音。從魏晉迄於元明時期，方言辭彙的研究專著很少，零星的材料大多散見於筆記、雜談之類的著作之中。如宋代陸游的《老學庵筆記》、明代陶宗儀的《輟耕錄》、揚慎的《丹鉛總錄》、胡應麟的《莊岳委談》、郎瑛的《七修類稿》等書中都有方言俗語的記載，但其規模和成就遠不及揚雄的《方言》。東晉的郭璞繼承了揚雄重視活的方言辭彙的傳統，為揚雄《方言》作了第一個注本，他以晉代方言來跟揚雄所記的漢代方言相比較，指明某些漢代方言詞語保存在某地，轉移到何處，或已發展為通語，因而《方言注》保存了漢晉時期語言流變的不少材料，正如王國維所說：“讀子云書，可知漢時方言；讀景純注，並可知晉時方言。”（《觀堂集林》卷五《書郭注〈方言〉後一》）。
清代是中國傳統語言學的鼎盛時期。漢語方言的研究這時也得到了比較全面的開展，取得了較大的學術成就： ①撰寫了許多調查、 輯錄和考證方言俗語的著作。其中有的以比較通行的一般性的方言俗語作為調查、輯錄和考證對象，如錢大昕的《恆言錄》、陳鱣的《恆言廣證》、孫錦標的《通俗常言疏證》、錢坫的《異語》、翟灝的《通俗編》、梁同書的《直語補證》、張慎儀的《方言別錄》、錢大昭的《邇言》、平步青的《釋彥》、胡式鈺的《語竇》、鄭志鴻的《常語尋源》、易本烺的《常語》、顧張思的《土風錄》、梁章矩的《稱謂錄》、羅振玉的《俗說》等；有以某個地點方言或區域方言的方言俗語作為調查考證對象的，如孫錦標的《南通方言疏證》、李實的《蜀語》、張慎儀的《蜀方言》、胡韞玉的《涇縣方言》、胡文英的《吳下方言考》、范寅的《越諺》、毛奇齡的《越語肯綮錄》、茹敦和的《越言釋》、劉家謀的《操風瑣錄》、詹憲慈的《廣州語本字》、楊恭恆的《客話本字》等。這些著作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以考證某一詞語的歷史淵源為目的，旨在指出某一方言詞語最初見於何書，或出自何人所撰著作，尋找所謂“初見”;另一類是以考求某一詞語的“本字”為目的，旨在“證俗世之偽字”，或使他人“多獲一字之益”。②撰寫了好多種續補揚雄《方言》的著作。如杭世駿的《續方言》、程際盛的《續方言補》、徐乃昌的《續方言又補》、程先甲的《廣續方言》和《廣續方言拾遺》、張慎儀的《續方言新校補》和《方言別錄》等，這類著作大都引經據典，就古文獻資料探求古方言詞語。③做了校勘疏證揚雄《方言》的工作。如戴震的《方言疏證》、盧文弨的《重校方言》、劉台拱的《方言補校》、錢繹的《方言箋疏》、王念孫的《方言疏證補》等。這類著作有助於研讀《方言》。在清儒研究方言辭彙的著作中，章炳麟的《新方言》取得了突出成就。它發揚了揚雄《方言》重視活的方言詞語、不受文字束縛等優點，吸取了訓詁學和音韻學的研究成果，採用了音、義結合的原則，即所謂“疑於義者，從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能從語音的關連上來證明詞義之間的聯繫，探求詞的淵源，依據古今音變的條例來考釋詞源而不受文字的束縛，並且能以今天的方言事實來加以證明。清人在方言音韻的研究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①有的音韻學者比較重視各地方音，在他們的論著中往往記述了某些方音的特點。如胡垣的《古今中外音韻通例》、陳澧的《 廣州音說》、 勞乃宣的《等韻一得》、潘耒的《類音》、李鄴的《切韻考》、顧炎武的《日知錄》、 江永的《音學辨微》、 李汝珍的《李氏音鑒》、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等著作中都有實際方音的記載。②有不少流傳於民間、用反切方法編成的地方韻書。如福州的《戚林八音》、泉州的《匯音妙悟》和《拍掌知音》、漳州和廈門的《雅俗通十五音》、潮汕的《潮汕十五音》、廣州的《千字同音》、徐州一帶的《十三韻》、武昌的《字彙集》、江西靖口一帶的《辨音摘要》、河北一帶的《五方元音》、山東一帶的《十五音》等。這些韻書以方音為依據，以幫助當地人辨音識字為目的，雖然在審音上有的並不夠精確，但大體上還是符合當時的方音實際的,因而給後人留下了不少難得的材料。③清代一些研究戲曲聲律的著作也常涉及方音。如王德輝、徐沅所撰的《顧誤錄》,裡面所記的南北方音的一些差別,證之於今天的方音實際也還是符合的。④清代各地編修的地方志中也有不少方音材料。如段玉裁參與編修的《富順縣誌》、 俞樾參與編修的 《續天津縣誌》和《上海縣誌》、錢大昕參與編修的《長興縣誌》和《鄞縣誌》、杭世駿參與編修的《烏程縣誌》和《平陽縣誌》等，除錄有方言土語方面的材料外，還有一些當地方音情況的記述。
現代漢語方言學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漢語方言研究由古代進入了現代時期。現代漢語方言學跟古代漢語方言學具有各不相同的特點，研究的對象、目的和方法都發生了根本變化。現代漢語方言學要求全面地調查研究活的方言口語，要求使用音標和運用現代語言學的原理，以記錄方言事實並分析它們的特點和結構系統；而古代漢語方言學則主要蒐集、考證文獻資料，即使是調查當代的方言詞語，主要目的也是為了考求“本字”和尋找詞語的所謂“初見”，從而為閱讀和研究古籍服務。1923年沈兼士說：“我們今後研究方言之新趨勢與舊日不同者，綜有三點：①向來的研究是目治的注重文字，現在的研究是耳治的注重言語；②向來只是片斷的考證，現在需用有系統的方法實行歷史的研究和比較的研究， 以求得古今方言流變之派別， 分布之狀況；③向來只是孤立的研究，現在須利用與之直接或間接關係之發音學、語言學、文字學、心理學、人類學、歷史學、民俗學等，以為建設新研究的基礎。”（《段硯齋雜文·今後研究方言新趨勢》）這三點不同表明現代的漢語方言研究不僅在研究的對象和目的上，而且在方法論上都跟漢語方言研究的古典傳統具有本質差別。1924年 1月，北京大學成立了方言調查會並發表了宣言書，規定了方言調查會的任務，制訂了一套以國際音標為基礎的記錄方言的字母，並且標註了14種方音作為實例。調查會開展了對方言的含義和範圍問題的討論，進行過一些方言調查工作，並在《歌謠周刊》和《國語周刊》等刊物上發表了一些調查研究方言的文章，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一時呈現活躍的景象。1927年清華學校組織了對吳語的調查。隨後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倡導和組織下進行過多次規模較大的調查：1928～1929年兩廣方言的調查，1933年陝南方言的調查，1934年徽州方言的調查，1935年春江西方言的調查，1935年秋湖南方言的調查，1936年湖北方言的調查，1940年春雲南方言的調查，1940年秋四川方言的調查。由於以現代的活方言作為調查研究的對象，又採用了新的記錄、描寫和分析方言的方法，這些有計畫的調查也就取得了空前豐富的方言材料。趙元任的《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是第一部吳方言綜合性的調查報告，也是第一部研究現代漢語方言的代表性著作，影響很大。《湖北方言調查報告》（1948）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出版的篇幅最大、學術價值很高的一部方言調查報告。白滌洲遺稿、喻世長為之整理的《關中方音調查報告》(1954)，內容包括陝西南部50個地點的語音材料， 並附有方音地圖 23幅，注意到方言的音變問題是它的一個顯著特點。現代漢語方言的研究除上述區域性的著作外，還有不少專門研究某一地點方言的著作，如趙元任的《鍾祥方言記》(1939)和《中山方言》(1948)、羅常培的《廈門音系》(1931)和《臨川音系》(1941)、陶燠民的《閩音研究》(1930)、董同龢的 《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 （1956）、黃錫凌(1908～1959)的《粵音韻匯》(1941)等都有較高的學術價值。趙元任的《鍾祥方言記》共分 4章，包括語音分析、本地音韻、比較音韻、分類辭彙等，其中本地音韻和比較音韻的寫法較多採用表格形式，簡明扼要。羅常培的《廈門音系》細緻地分析了廈門方音，對廈門音跟《廣韻》的比較頗為精密，並指出了區別單字音和說話音的重要性，促進了現代漢語方言的研究。至於在各種學術刊物上發表的研究漢語方言的單篇論文那就更多了。20世紀20～40年代的現代漢語方言研究，一般都比較注重語音的細緻描寫和分析，　兼顧古今音韻的對比，審音比較嚴格，考證古音也下過很深的功夫。這一時期出版、發表的論著涉及全國漢語方言的縣、市約近 200個，這一數目雖然只占全國2000多個漢語方言調查點(以1縣、市為 1個點計算）的1/10左右，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卻使漢語方言學從此建立在比較堅實的基礎之上，並從過去作為語文學的附庸發展成為現代語言學領域中一門獨立的學科。

台語VS閩南語

 

中國直到民國初年，中國北方政府沒有現代語言觀念，當時中國語言【除了官話以外都是<方言>】。

當時完全不清楚長江以南有幾種語言也從未分類。中國南方的語言分布是直到留美回國的學者，如趙元任，在1920年代後期開始調查，<閩南語>一詞才逐漸有現代語言的定義。那時候台灣在日本統治下，現代話政府早就讓台灣人有【日本國內台灣地區的主流語言的名字叫做台灣話】的概念，比中國人(極少數知識份子)知道有<閩南話>還早了20幾年。

 

【閩南語】作為現代中國語言名詞，是在1930年代開始調查才出現。【台語/台灣語】名詞是日本治台後不久，大概1900年就出現，意謂（就像沖繩語一樣）台灣的「主要」語言。

我的奮鬥歷程 劉要

 

我的奮鬥歷程

 　本文爲本會劉要會友塑造其蜂業王國的奮鬥故事。劉會友出身貧農子弟，家無恒產，憑其堅絕之毅力，歷盡萬苦，由一個開始僅數十箱蜂房的小蜂農，至今日執全國蜂業界牛耳，人稱「蜂王」。其披荆斬棘之奮鬥歷程，與岡山青商十五年艱辛路程，相互輝映。茲值本會十五 週年會慶，特刊本與我全體會友共勉。

 　我（劉要）於民國22年9月1日（農曆5月20日）誕生於岡山鎮三和里「中崙寮」，父親劉連對，母親劉陳網，育有三男三女，我排三男。民國32年，我十歲，進入嘉興國民學校接受小學啓蒙教育，由於家裡距學校很遠，因此，每天清晨五點鐘得從大岡山山脚下的家（中崙寮），步行到嘉興國校（五甲尾），要走兩個牛小時，一天來回兩趟，要走五個小時，一直唸到小學四年級，因家境清苦，我家由「中崙寮」遷移到「新興村」（牛稠埔），後來一直到「新興國民學校」成立，才轉入新興國校，繼讀唸完小學課程。

　那段日子，跟著父母親吃了許多苦，國校畢業後，考入岡山農校，就讀農藝科，由於學校偏重於農耕實習，學科上之教育較少，因此，初二，我就轉學到旗山農校就讀。當時山區交通非常不方便，每次學校放假，要回家，或休完假，由家裡去學校，都要靠兩隻脚走路，翻越「烏山」山脈，經溪州，到達旗山，這段路單程步行就要花上六個小時，負笈他鄉的求學生涯，三餐粗茶淡飯，省吃儉用，因為我深深瞭解到，一個貧苦的農家子弟，能夠升學讀書已經不容易，那敢奢求三餐之外的物質享受？那段飄泊寄居異鄉的歲月，鍛錬了我吃苦耐勞的習性。

　民國39年6月，我初農畢業後，考入旗山地政事務所，服務了一年餘，民國40年9月，到台南新豐地政事務所服務近一年之久，41年7月，轉到旗山商業分會上班六個月後離職。

　42年2月到旗山廟後一家餅舗當學，學了兩個月。同年四月，轉到岡山大安旅社當掌櫃會計。兩個月後，進入高雄富國飼料公司擔任岡山站主任，任職兩個月又另謀他職，到橋頭大成冰廠工作了一個月。同年九月，又轉往高雄鋁業公司服務一個月，又轉往高雄苓雅區協和興上班，一直到12月3日。

　民國42年12月10日（那時我20歲）返回故鄉「牛稠埔」，憑媒人之言，與田寮鄉七星村吳再啓之女兒味結婚，婚後不久，兄弟分居，家中原有的三分山坡地，兄弟三人平分，另外每人還得償還債務各四千元，我將分得的土地賣掉清償債務。

　然後，夫妻二人前往旗山「埔姜林」軍團部福利社開設豆腐店，當時因缺乏資金，我的太太主動將其兩枚戒指賣，得款320元，做為資金，令我感動，經營了三個月後，收入達捌百余元，我們倆將這些錢全部購入大豆十六包，不料這16包大豆竟在一夜之間遭小偷搬光就這樣，在血本無歸之下，夫妻倆又回到故鄉（牛稠埔）開墾用山坡地爲生，耕作一甲六分地，栽種龍眼、木瓜、釋迦等水果。

 　由於過去求學生活，以致踏入社會這段期間，一直在外地上班工作，從來不做過荷鋤墾荒的粗重工作，因此，全村人幾乎都笑我，何不到外地去找一份輕鬆的職業，却偏要在家鄉做開墾山林的艱苦工作，但是，我一點也不在乎別人的眼光和看法，更加堅定我奮發圖強的決心。

　民國44年3月，我的第一個孩子(長女劉美華)出生，新的小生命，爲這個困苦的家加重了一份負擔，同時也帶給我們一份無限的希望。就在孩子出生二十多天左右的某一天，夫妻倆照樣帶著嬰兒，在烈日炎炎的山上開荒地，由於乏人照顧，又因爲工作關係，暫時將孩子安置在一處涼蔭的地方休息，令人膽戰心驚的事發生了，原我們夫妻正辛苦的在上方高處，合力挖石頭的工作著，突然挖動一塊巨石，山坡很陡，那塊大石因重心不穩，無法控制，竟然整塊大石由上而下滾落，眼看大石就將從嬰兒身上壓過，整個人心臟幾乎像要跳出體外似的，天啊！那塊巨石居然嬰兒頭部約一寸距離的地方滾過，好像冥冥中有神助，總算保住了嬰兒的生命！

　民國45年4月26日，我召入伍服兵役，擔任兩年特種兵役，當我在軍中服兵役期間，第二個孩子次女美真出世，我的妻子白天要上山工作，照顧兩個孩子，還要準備十幾頭豬食料，我體會 得出她為了撑持這個家所忍受的艱辛和痛苦，但她一點也無怨言，對於她，我有太多的愧疚，同時也懷著深深的敬意，我很慶幸，我娶了這麽一位純、善良、體貼而又勤勞認命的典型中國女性！

　民國47年4月26日，我平安退伍返鄉，回到故鄉，依然辛勞的種植果樹;侍奉雙親，照顧兒女，平時又將親手種植收成的水果，用脚踏車運載到十多里路外的岡山去賣。剛開始時，每次載五十公斤，慢慢的增加到一次載運一百公斤以上，最重的會有過一次載480斤的記錄，那是一段既慘淡又無助的艱苦歲月。

　由於生活艱難，因此，從退伍後，每天收入及支出帳目均記載在日記簿裏。那是一本深藍色封面的日記簿，那是我要退伍時，連長贈送我的紀念品。日記簿的扉頁裡寫著：「劉要同志留念：工作努力，成績卓著。705支援營庫長陳富安贈」。至今我還保存著這本日記，它隨著我已近25年，我保存著這本日記，除了富有紀念性之外，最重要是，這本日記簿裏面有我親筆記錄著那一段生命旅程中最坎坷最困苦日子裡，生活中的每一筆收入金額及出費用，均詳細的記入，至今回想起來，真不敢想像那段艱苦的日子是如何熬過來的，加以那期間我的第三個孩子長子杰城及第四個孩子美鈴相繼出生，生活的擔子更為加重。為了應付日繁重的家計，我乃開始養蜂。

　在此僅就日記簿上所記之事略，摘要如下：（下略）

　到了民國49年4月以後，我開始從事養蜂事業，這時期一切收入，支出費用，我也記入日記簿裏：（下略）

　另外又記載著49年度養蜂經過如下：4月，一日買蜂63箱，12日蜂運到員林食龍眼花，14日收蜜，29日運回路竹一甲食麻花。5月10日移轉到「龜洞」及「大鼻」食麻花。7月16日移轉到「枋寮」、「獅仔頭」。農曆8月16日由獅仔頭運到「永康」食瓜子花。農曆9月20日運到「路竹」地區之「一甲」及「新園」食甘諸花。農曆10月12日收早甘蜜，73箱，計收四桶半。

 　養蜂，須視各地方花訊、花期做適度之蜂場遷移，因此為覓尋蜂場，經常中部南部奔波，或忙上幾天幾夜，或在外地上半年或數月，所以多年來的養蜂生活，也造就了我隨遇而安的習性。如今再翻閱那本日記，回憶起那段披星戴月，早出晚歸，爲生活而奔波忙的日子，在辛酸中有著甜蜜，在歡笑中却也滲含著淚痕。

　談到我為何對養蜂發生了這麽濃厚的興趣，原來在我由軍中退伍後在大崗山坡地種植果樹那個時候；由於山上許多高大的木棉樹，那木棉樹枝椏上，結了許多螞蟻窩。每次看到，一隻隻小螞蟻勤勞不停地，口中含著一丁點糧食，一點一滴的往窩裡送的情景，總讓我聯想到蜜蜂，蜜蜂比螞蟻的體積要大上好幾十倍，它們能夠探蜜，何不嘗試著來從事養蜂呢？加以那個時候，我的伯交在屋子附近也養了箱蜜蜂，每年二、三月龍眼開時期，經常看到伯父收蜂蜜的情形，覺得很奇怪，爲什麼昨天剛採(搖)收過蜂蜜，今天又可以收了呢？也因此，更加深我對養蜂的興趣。

　就這樣，我把賣木瓜及其它水果的收入連同一點點積蓄，於民國49年12月，購入63箱蜜蜂回來養。到了民國50年，短不到一年的時間，就繁殖增加到了180箱，最初，剛開始的幾個月内就漸漸的把本錢賺了回來。之外，還有數萬元之利潤，就這樣，對於養蜂愈來愈感到興趣，雖然往後的三年當中，一度遭到虧損數十萬元，但是這些挫折並沒有把我擊倒，我堅信「失敗為成功之母」的古訓，同時我發覺到養蜂事業在未來必具有更光明爛的遠景，因此，失敗並沒有令我灰心畏懼，再度購入兩百箱蜜蜂，總共達到380箱之多。

　日子依然在早出晚歸的辛勤忙碌中過去，跑遍崇山峻嶺，荒山僻地，終於在民國56年中，僅半年時間内，蜂蜜之收益達到120餘萬元之多。這期間孩子又一個一個出生，四女美妹，五女美雲。但由於長期的努力，吃苦、奮鬥，家境已一天一天好轉，接著我也由「新興村」(牛稠埔)遷移到岡山現址定居，興建了兩棟四樓家居和營養所，銷售自產之「要城牌蜂蜜、蜂王乳、蜂王漿等，銷售網遍佈海內外。

　目前，孩子已陸續成家，個個也都能刻苦耐勞，家大小生活美滿，和樂融融！但每當憶及過去在風雨中的歲月，心頭免不了一陣唏噓，那真是一段備嘗辛酸的歲月。就讀旗山農校那段日子，客居異鄉，家中環境不佳，吃的，住的，穿的，因物質生活必需品缺乏，一切都因陋就簡，幸賴朋友夫婦之照顧，得以順利完成學業，每天放學後，我也主動幫著他們種茶，砍柴等做些雑碎的工作，使我這客居異鄉的學子，獲得一份親情般可贵的溫馨，他們的恩情，使我永誌不忘。

　返鄉耕作種植果樹的那段日子，每次採收水果之後，都用一部脚踏車裝運到十多公里路外的鎮上去賣。偏僻的山區，路窄叉崎嶇不平，幾個吊籠綁在脚踏車後載兩還，堆得很高，四百多斤的木瓜負著，脚踏車原本就陳舊，踩起來更覺吃力，稍不小心就有翻覆的危險，每次總是汗流夾背的用盡全身力量踩著。記得有一次，由於不小心，下坡路很陡，整輛脚踏車失去重心，人帶著幾大籮筐木瓜翻覆在路旁。眼看著即將變賣成金錢的木瓜，一個一個摔得稀爛，也只能抑制滿腹心酸，欲哭無淚。正巧，許多上學的山中小孩路過，我就將 黄透的木瓜分給他(她)們共享。以後，每次當我半推半踩著脚踏車，載送木瓜去鎮上賣，被上學小學生看見，都開玩笑的，在路旁笑指著：嗯，就是那位把木瓜摔得稀爛的人，又載著木瓜來了。

　另外，在養蜂的這段綿長歲月裡，也有多次刻骨銘心的經歷，經常巾餓上一晝夜不進食的記錄。由於蜂場經常要隨著不同的花期而搬移，必須僱車將一只一只蜂箱運載到另一處蜂場去，常常要在夜裡動身(因爲蜜蜂在夢裏才回到蜂房)。記得有一次，在枋寮海濱公路途中，由於運蜂箱的卡司機不小心，在一處急轉彎的山路，駕駛不慎，整部車子頻臨墜崖，在緊急剎車下，才沒落入海中，令人出一身冷汗。我當时坐在駕座旁，急忙從車窗跳出，然後把卡車上的蜂箱，一箱一箱小心翼翼的搬下，摸黑到遠處的山區村莊，僱來多輛牛車，先把車子拖上路，再用牛車轉運，工作人員忙了一天一夜，肚子不吃過一點東西，又餓又渴。還有一次，蜂場在六龜山區，花期結束後，數百箱蜜蜂，安置在僱來的卡車上，由於蜂箱堆的很高，以致在經過山洞隧道時，無法經過，只好又一箱一箱搬下，等卡車過了隧道，又一箱一箱，搬上車好再前進，旗六公路有六個山洞隧道，一共裝卸了六次蜂箱，從薄暮忙到夜一直到次日近午。天亮後由於蜜蜂會飛出來覓食，因此工作人員又累又渴，全身被蜜蜂螯得傷痕處處，但是大家依舊不辭辛勞，忍耐餓，終於完成搬運工作。從事三十多年來的養蜂工作，其中滋味，酸甜苦辣盡嘗過，實在難以筆墨形容！

　這些片片段段的往事，僅就記憶所及，將我個人從小到長大，以至於今個人的遭遇，以及經營「要城養蜂場」多年來奮鬥艱苦的歷程當中，摘其印象較深的一些個片段而已。雖然，現在，我以及家人不必再爲三餐吃穿愁慮，但是，每天，不論是晴天或者是刮風下大雨的天氣，也不論白天或夜晚，我還是照樣到蜂場工作，數十年如一日，持續不斷，始終把養蜂看做是一種高尚而且高貴的事業，我永遠對自己滿信心。

　我想，一個人成功的秘訣，就是不斷的工作，持之以恒，不畏艱難，不怕失敗，在失敗中取經驗，堅定前進的方向。人生旅程，充滿艱辛和坎坷，我之所以把我個人從過去貧困的環境中，如何自立，如何向環境挑戰的奮鬥過程寫出來，只要的是，與大家共同勉勵。因為，成功並沒有僥倖，也沒有捷徑，而是要一步一步脚踏實地去努力，去奮鬥才能致成功永遠屬於那些勤勞和堅苦卓絕的人，「萬丈高樓從地起，英雄不怕出身低」，願以此與大家共勉之！

1907《南部臺灣紳士錄》岡山區部份名單

 資料來源：《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臺南新報社，明治40年（1907）。

 當時記錄的重要職業是：醫生（漢醫）、保正、區庄長、雜貨商

P 548

盧啓泰：醫生、仁壽上里阿公店街185番戶。

呂歲：醫生、仁壽上里後協庄43番戶。

杜豹：阿公店第三保正、什錦貨商、隆泰號、仁壽上里阿公店街。

P550

陳賢：九甲圍第二保正、農、仁壽下里九甲圍庄155番戶。

張筅：瓊仔林保正、農、觀音上里瓊林庄54番戶。

張媽狀：梓官區庄長、農、協順號、仁壽上里大舍甲庄。

林富：阿嗹區庄長、什貨商、美記號嘉祥外里阿嗹庄898番地。

林番：綢緞布商、什貨商、瑞泰號、觀音中里阿公店街950番戶。

李乞：阿公店第四保正、什貨商、錦豊號、仁壽上里阿公店街。李炳森父親

陸厥修：五里林第二保正、農、仁壽下里五里林庄192番戶。

王福信：阿公店區街庄長、商、泉美號仁壽上里阿公店街354番戶。王宏育醫師的阿祖的哥哥

王汝宗：阿公店第二保正、綢緞布莊、益順號、仁壽上里阿公店街。

王海若：公學校雇、農、秀才、仁壽上里阿公店街。王秀雄教授之祖父，王福堃之父親。

王福仁：什貨米商阿片煙膏售、泉美號、仁壽上里阿公店街305番戶。王宏育醫師的阿祖，王福仁比王福信大兩歲。王福仁排行老大，而王福信排行第二。

王來：醫生、阿公店街108番戶。

王雲：什貨米商、瑞成號、仁壽上里阿公店街94番戶。

王汝宗：綢緞布莊、葯舖主、益順號、仁壽上里阿公店街134番戶。

郭受福：五甲尾庄長、農、嘉祥外里五甲尾庄。

楊福來：後協庄保正、農、仁壽上里後協庄。楊縛父親

葉天保：後協庄第一保正、農、仁壽上里後協庄。

蘇郡：地方稅調查委、農、什貨商振義號、阿公店支廰嘉祥外里五甲尾庄369番地。蘇杰父親

蘇炎坤：五甲尾保正、阿片堙膏寄售、嘉祥外里五尾庄369番地。

曾專成：醫生、仁壽下里圍隨庄31番戶。曾添華父親

曾添華：醫生、仁壽下里圍隨庄31番戶。

莊文彬：醫生、葯舖主、仁壽上里阿公店街163番戶。

莊雨亭：什貨商、煥彩堂、阿公店街。

莊堯舜：米什貨商、仁壽上里、阿公店街49番。

孫廷霖：土地異動整理委員、葯舖主、致和號、嘉祥外里五甲尾庄326番地。

孫有章：醫生、文秀才、嘉祥外里五甲尾庄164番地。

黃旺先：阿公店第一保正、阿片煙膏寄售、魚行、通義號、阿公店支廰仁壽上里阿公店街44番戶。

黃掌：醫生、仁壽上里後協庄162番戶。

黃東水：醫生、仁壽上里後協庄239番戶。

黃淸泉：醫生、仁壽上里後協庄98番戶。

黃鼎輝：銀器商、秀才、源發號、仁壽上里阿公店街。

黃應聯：農、源成號、仁壽上里阿公店街。

吳聯：阿片煙取次業、魚行、食鹽寄售、芳順號、仁壽上里阿公店街189番戶。

洪招求：什貨商、金德記號、仁壽上里阿公店街93番地。

江朝立：石螺潭第一保正、什貨商、通知號、濟陽堂、仁壽上里石螺潭庄。

侯純青：煉瓦製造業、文秀才、嘉祥外里五甲尾庄379番地。文秀才侯純青，曾開設書房，培育學子。孫有章為其高徒，也高中文秀才。

佘德修：醫生、葯舖主、仁壽上里阿公店街84番戶。

鍾亁巽：五甲尾庄保正、土地異動整理委員、農、嘉祥外五甲尾庄208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