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8年，日本統治台灣的第3年，日本台灣總督府於10月通過律令第24號，發布「匪徒刑罰令」，規定不論其目的為何，凡結合多數人以暴行或脅迫手段以達其目的者，皆視之為匪徒。依此辦法，日本軍警開始清除南部的「匪徒」；其中，從11月25日至12月27日間，在動亂嚴重的北起嘉義，南至屏東北部的地區進行兩次「南部一帶之討伐」。在這些軍警聯合的行動過程，以在阿公店區域[1]的行動最為殘暴，他們為了確實掃蕩「匪徒」，以「寧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人」的思考，在許多可疑庄頭以「清庄」與「焦土」的方式，造成數千人死亡與數千戶房屋的毀壞，導致在台灣傳教的多國宣教師聯合向香港＜每日新聞＞(Daily News)投書此一「非人道」的行動，成為國際事件，史稱「阿公店大虐殺事件」。
本文首先列出多種不同立場史料的記載以了解事件起因，並嘗試探討對抗日軍民眾的身份。接下來則以作者收集的大岡山地區相關文獻記錄，了解歷史記錄中未能詳載的在各庄頭的事件經過與影響。第三部份則敘述揭發此一事件的偉大牧師宋忠堅，讓大家更了解這位在台灣政權交替以及日治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外國人。最後一段為對一些史料立場的討論與結論。為了更充分了解事件起因，本文將於文後附錄記載事件最詳盡的《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相關段落。
貳、記載事件的相關史料
由於台灣特殊的歷史發展，此事件目前最能倚賴的史料是日本的官方記錄。除了統治者立場，為更清楚了解事件起因與抗日民眾身份，則以列出多種不同立場史料的方式呈現，分別是代表漢族大中國思想的＜盧石頭烈士典寶溪抗日事蹟＞與《彌陀鄉志》，史明傳統台獨史觀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以及長老教會的相關記載。在各段中，為清楚呈現這些史料的立場與史觀，將以原文用詞（如土匪、烈士、抗日義民軍）呈現。
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目前有寫到此一事件的台灣史書，幾乎全是依據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警務局於昭和13年(1938)出版，由刑務課長細井英夫鑑修，鷲巢敦哉編纂的《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第四章＜台灣本島剿匪始末＞之第五節＜南部土匪之狀況＞。
日本人以相當詳實的記錄，寫下自領台以來至1902年中最後消滅林少貓為止的過程。在1897年，主要的動亂是以林少貓為首的匪徒在鳳山屏東地區對公家機關的攻擊；到了1898年開始，主要的動亂北移到當時「鳳山縣阿公店辨務署」的區域，主要的動亂是由以魏少開、盧石頭、陳魚、黃臭、張石定等為首的土匪所引起，他們甚至還計畫「將攻陷的阿公店為根據地，而在南部地方大大的騷亂一番[2]」。日本警察窮於應付，又造成許多人員死傷與官方財產的損失，為了改變地方優柔寡斷的剿匪策略，由總督派遣陸軍幕僚召開掃蕩計畫，集合嘉義、台南、台中、雲林等地的軍政單位共同計畫。討伐計畫共分二次，第一次自11月25日至12月12日止，以地毯式的搜索，掃蕩了嘉義至高雄縣路竹以北的作亂群眾；第二次自12月20日至12月27日止，清除了鳳山、岡山、旗山的匪類。
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大岡山地區自古以來就是盜匪重要的活動空間。由於清政府的消極治理，台灣被政府形容成「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民間發動的反政府民變相當的多。而大岡山地區，在清國統治時期，是台灣島上特別的「民變多發之地」，主要原因是此區的大崗山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大崗山位於當時鳳山縣，又緊鄰台南府城，在此起事就能馬上威協到台南，而且是在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優良戰略位置。在陸地上，可截斷當時台灣南北往來最重要的道路，可以透過二仁溪和阿公店溪向東到達台灣海峽，往西就可以到觀音山、羅漢內門的山區，即可以到平地動員游民，戰敗時又可以退入山區躲藏。
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中，我們看到日本人在「討伐後的效果與遭受物議的情形」中，很含蓄的寫著「其中難免有無辜而罹難者，應為數不少」，「處置失宜的在所難免」，「阿公店的討伐採取的手段過度殘忍」，後來在傳教士投書香港報紙後，「總督府責令台南縣知事提出善後之策，准許支出一萬圓為撫恤費；縣依據各地損害的輕重，調查後多以賑恤[3]」；但也以「土民也以日本無人道之事，向英國駐安平領事訴說，領事認為是偏頗的訴說並不採信。…於是所謂阿公店問題的物議，逐漸趨於平靜…」等字眼，來暗示事情並沒有某些人所說的那麼嚴重。
但是經仔細計算，第一次討伐屠殺土匪667人，第二次安村隊殺死土匪113人，湯淺隊77人，鎌田隊46人，能美隊23人，兩次殺死的土匪共計926人，但台南縣知事的統計概略是當地住民「被殺者有2053人」，被殺的住民竟是土匪的兩倍多，確實非常嚴重！
二、《彌陀鄉志》
是故我們必須再參考同樣記錄此事件的另一個地方志書《彌陀鄉志》。此書認為事件發生於12月2日至3日，對照日人記錄，其記載與日人記錄的「彌陀港及赤崁派所的遭遇匪襲」更為接近，這應該才是正確的時間。《彌陀鄉志》第九篇「尋根究底鄉土采訪敘舊」的＜日本起山兼記阿公店大屠殺事件＞記載：
「後魏開突擊阿公店又被擊退，…12月3日攻打赤崁派出所，12月14攻打右昌，日軍處處堵截，…終使義軍挫敗於今典寶橋邊。按典寶橋義軍與日軍之戰，義民盧石頭氏率義民用武陣之宋江器具及綿被胎裏火結陣抗衡日軍之重兵利器數十日，終被殲滅（有少數人逃出倖免），棄屍溪畔[8]」。
三、《台灣人四百年史》
《台灣人四百年史》將此一事件記載於第十章「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台灣」之４「台灣人的『抗日』與台灣人意識（前期）」的(a)初期武裝抗日之(8)「鳳山阿公店魏開、陳魚等的武裝抗日」。依史明的說法，此事件的起因是由於以陳魚、魏開、黃臭、張石定為主的，具有「抗外意識（台灣人意識的歷史屬性）」的「抗日義民軍」，在下淡水溪左岸的阿公店附近，各自領導「抗日義民」堅持抗戰，以游擊戰方式讓日本軍隊疲於奔命，損失慘重。日軍於是在1898年11月25日至12月27日間，派大兵在阿公店進行「1898年大掃蕩」。陳魚等百餘人抗日義士，在20日晨與討伐隊戰於阿公店近郊，同晚再襲日軍，再化整為零，分為少數人的多數部隊與敵周旋。被抗日軍弄得疲於奔命，不堪其擾而「老羞成怒」的日軍，「終於大肆殺戮無辜百姓並廣燒民房」。由於「日軍所施展的橫暴獸行太過於殘酷，燒殺太多，以致引起內外報紙的抨擊，而被稱為『阿公店大虐殺事件』」[9]。
相對於國民黨鼓吹的「漢人中心」意識，史明先生則是台灣意識型態。雖然整體資料依照《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說法，但是他強調魏開、陳魚等人是「抗日義民軍」，他們的武裝抗日行動是台灣人「抗外意識」的展現。
四、長老教會《The Monthly Messenger and Gospel in China》（中華使者與福音月刊[10]）
至於身為局外人的長老教會所作的記載又是另一個角度，他們將整個事件成因與結果作了一個較客觀，不站在「任何階段台灣統治者」的立場，理當比較客觀。當然還是有立場，主要是反對官方與「土匪」的不當行為影響了基督教的傳教及教友安全。
據1899年3月《The Monthly Messenger and Gospel in China》的記錄，
「不幸，日本官方似乎未能鎮壓因佔領初期採取嚴厲手段而引發的暴動。當時，有一大群漢人，被趕出家門，或受一些愚蠢、殘酷的下級官吏沒收家產，被迫逃入山區，落為草寇；如今，到處搶劫，流血事件不絕；土匪越來越明目張膽，甚至攻擊日本崗哨，殺害士兵，也向平地良民強徵糧食，恐嚇勒索，到處搶劫財物，放火燒屋。台南府的宣教師已不太可能下鄉巡視各教堂了。宋忠堅先生身負巡視教區重任，適平安歸來；跟他其他同事一樣，因各地土匪無法無天，他們的活動大受限制甚感惱怒[11]。」
參、岡山地區受到虐殺的相關記載
此一發生在阿公店地區的「剿匪」事件為何會被稱為「大虐殺事件」？在前一章的各個史料，我們只能從日人詳細統計來看，但我們並無法了解有多少庄頭受到何種的傷害及其過程。幸好在研究台灣史不再是禁忌的時代來臨後，眾多地方文史工作者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記錄。
在這些村落的記錄中，「清庄」是她們的共同名詞；如果發現有反抗意圖的人，則將可疑的村莊成年男子全部殺光，這種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人的殘忍手法，就叫做「清庄」或「清莊[15]」。我們可從這些記載中看到大虐殺事件對許多庄頭所造成的重大傷害，男性被大量殺戮只剩老弱婦嬬的許多部落元氣大傷，造成聚落的衰敗或廢庄，影響甚鉅[16]。以下就列出目前所能找到的，遭受清庄或與清庄有關的記載，分別是遭受清庄的燕巢滾水庄，橋頭中崎村，台南縣龍崎鄉下寮仔；還有為防清庄而被迫配合或協助日軍行動的彌陀鄉鹽埕庄、彌陀庄，橋頭五里林，以及發生事件有待考據的筆秀和六班長清庄事件。
一，燕巢鄉滾水庄
燕巢鄉原為平埔族「尖山社」的地盤，鄭氏王朝來台後侵佔尖山社的土地，實行軍屯制度，漢人開始進入燕巢地區。鄭氏王朝降清之後，官兵被遣返大陸，已開發之屯區成為村舍，屯墾鎮營的名稱留下成為地名。後來清政府由武職人員佔墾鄭氏王朝時期的屯墾區，實行「官庄」政策，並頒佈「戶部則例」，提供漢人進一步佔墾平埔族土地的方便之門，尖山社平埔族人的生活空間受到更大的壓迫，原名「滾水坪」的燕巢鄉角宿村滾水庄就出現於此時期（乾隆39年，1774年）[17]。
滾水庄以陳姓與楊姓為大宗，到了清光緒年間，已發展成與「援剿中」同級的大庄，還曾設有社學一處，可見是個繁盛的聚落。據燕巢鄉援剿人文協會的調查，日人治台初期，由於日人在援剿中設有憲兵分駐所，每日早晨皆有連絡兵騎馬在至橋仔頭部隊與分駐所之間送公文，必定會經過滾水庄。日軍開始清剿抗日志士後的某日，連絡兵在經過滾水庄附近的溪流便橋時，遭遇槍擊，使得滾水庄成為日軍清庄時的目標[18]。
1898年農曆11月13日，日軍以戶口調查的名義，把滾水庄庄民全數集結於觀水宮廟前廣場，以逼刑的方式追問民兵下落，但事不關己的單純庄民完全不知如何回答。日軍於是將16歲以上男子扣押，利用當時漢人還留著的髮辮每三人綁在一起，關入廟前陳家茅屋，殘忍的潑汽油放火焚燒，從火場脫逃者格殺勿論。罹難者約有100多位，茅屋被燒成灰燼後，庄民發現尚有一活口，因為名喚「陳達」的此人將身體躲入民宅的大灶中而倖免於死，但因有一隻腳無法塞入而被燒成殘廢。此一事件導致生活頓失依靠的滾水庄婦孺部分離庄他去另謀生活，或將子女送他人撫養，原本人口眾多的滾水庄形同廢墟，至今已過百年仍難及原貌的五分之一[19]。
二、橋頭鄉中崎村
據文史學者簡炯仁教授的調查，原名「中衝崎」的中崎村是鄭氏王朝官兵屯田的「營盤田」之一。自乾隆年間至道光初年（約1750至1830年）的中崎曾發展成千戶港口，溪旁設有碼頭、棧寮，可順著中崎溪、倒松溪、五里林溪與萬丹港、蟯港交通，亦即可透過水運到達台南府城，是故中崎村繁華一時，成為重要通商港埠。中崎在萬丹港與蟯港被泥沙淤塞後開始沒落，但其徹底沒落，是由於日本「起山」（意即日本佔領台灣）以後不久，於1898年在中崎附近進行清庄，當時橋頭的中崎村多數青年慘遭清庄殺，造成現在中崎村的許多家庭都同一天「作忌」，可見當時的慘況[20]。
三、橋頭鄉筆秀、六班長清庄事件
日人的清庄行動其實並非在大虐殺事件才開始，實是立下馬威的一種統治策略。本段記錄出自《橋頭鄉志》所記的兩件清庄事件，不管此段所列出的清庄時間是在1898年之前或之後（或根本就是同一年），都對這些庄頭造成重大傷害。第一件發生在離燕巢鄉滾水庄不遠的橋頭筆秀村，是因為某位村民傷害日本憲兵的行為，而導致全村的男子都遭槍決的事件；第二件則是時間與事件經過都極為類似的橋頭六班長庄清庄事件。
筆秀庄原名「畢宿」，是鄭成功所管28宿營之一。依據《橋頭鄉志》記載，1896年農曆11月14日，筆秀庄民李芋不滿日軍憲兵穿著紅衣於庄頭四處走動，覺得他破壞純樸的風俗[27]，於是夥同友人捉住憲兵，綁在樹幹上，用針線刺穿其耳朵。憲兵掙脫後帶來大批軍警緝捕李芋，而由於庄民不願告知其去向，日軍不滿而入村清庄，將18歲以上男子全部捕捉集合至村廟，施以酷刑，槍殺後潑石油點火燒屍體，被害者約有80人。避開風頭的李芋在數日後回來，看見村內成年男性皆已被殺，竟然還戲謔的向婦女說，他今後恐怕無法應付眾多婦女的要求。全村婦女極為不滿，與村中少年男性合作，擒捉李芋交給日軍槍斃，此為筆秀清庄事件[28]。
六班長是橋頭鄉三德村的舊名，開發約始於1830年。後來由於居民眾多，道路設施四通八達，商人旅客常借道過境，但也因交通便利，成為土匪經常出沒之地。日本統治初期，為了清除匪害，奉命駐守的憲兵要求庄內保正（村長）負責緝捕，於一週內交出三位歹徒。由於一周後村長無法完成任務，憲兵以調查戶口的名義，將所有16歲以上男子全部帶到當時的集會所，然後將每三人纒綁一起，用武士刀砍殺，而在刀刃都因砍殺過多而折斷後，改以放火集體焚殺，共殺死100人。庄內唯一與匪徒勾結做案者為劉響，竟也是唯一倖存男性，劉響於三日後回到六班長庄，所有喪夫之寡婦在哀傷與憤怒之餘，團結起來一起以珠仔針（頭簪）刺死劉響，後來六班長庄在每年農曆的11月14日舉行全村祭拜以悼念死去的親人[29]。
雖然《橋頭鄉志》所寫的發生年代並非1898年，但個人傾向認為這些清庄事件都發生在1898年。第一，李芋並非單純的筆秀庄民，在1898年確有李芋此人的記載。依據日人記錄，明治5年出生於仁壽下里內庄（即現筆秀）的李芋於明治31年(1898)投靠匪首黃臭為其部下，以中崎庄為根據地並潛伏於該地，多出沒於仁壽下里附近之軍道及鐵路，以刼盜為事[30]。第二，事發日期皆為農曆11月14日。此二事件，很巧合的都發生於農曆11月14日，若放在1898年，為該年陽曆12月26日，當時日軍還在掃蕩，而在地點與日期上，都與滾水清庄事件極為接近。第三，記載本身的年代不確定。記載所寫事件發生的年代前後跳躍，筆秀庄的記錄竟出現「民前八年（日本明治廿九年）」的文句（民國前八年是1904年；明治廿九年是1896年）；六班長事件發生於日治初期年代模糊，尚待進一步調查。第四，《彌陀鄉志》記載：「…義民盧石頭…終被殲滅…，也因造致當時之『六房長』被清庄…」。「六房長」即「六班長」，此記錄顯示1898年12月的事件是六班長清庄的主因，是故筆者比較傾向認為這些清庄事件都發生在1898年。
四、台南縣龍崎鄉下寮仔
除了阿公店地區曾發生「清庄」，但筆者也找到在台南龍崎發生同樣的「清庄」事件。舊稱「番社」的龍崎鄉地處台南縣關廟鄉（原名關帝廟）東方，南與高雄縣內門田寮兩鄉接壤，具有與田寮鄉相同，地無三里平的惡地形[21]。位於龍崎鄉東南角的牛埔村是台南縣最偏遠的地區，而位於牛埔村東南角的下寮仔部落則是龍崎鄉最偏遠的角落，因位處牛埔之南（下）而得名，現已「廢庄[22]。」由龍崎鄉公所出版的《龍崎鄉懷》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1898年的「清庄」，使得自清雍正年間由陳姓宗族開發的下寮仔庄元氣大傷，1973年時只剩20餘戶，終至被退輔會徵收而廢庄。
1898年12月21日（農曆11月初九）冬至凌晨[23]，日本軍警數十人強迫下寮仔庄民陳金生帶路，至庄內挨家挨戶搜捕匪徒「大臭」。由於遍尋不著，日軍在盛怒之下認定大臭在此住過數日，居民有知情不報與窩藏匪徒之罪。軍警將部落的六位長老由家中強行拖出逮捕，將這些人的髮辮兩人一組打死結，並以粗繩綑綁後帶走。不止如此，軍警還放火將部落所有茅草土角厝幾乎全部燒毀。長者陳侯見事態嚴重，擋在日警前哀求釋放善良村民，但日警將陳侯視為同黨，一併帶走。這七位庄內長老馬上被日軍帶至牛埔村石崙後的戲坪地，日軍先砍殺5名長者，將屍首棄置斷崖；後又在大坪社小溪崁下「屎學仔窟」砍殺另二位，尾隨的陳侯長子陳保明哭喊請族人來救人，但只救活氣管未被砍斷的一位長老。遇害者流下的血滴染紅牛埔社道路，牛埔的陳氏宗族在1990年將此一事件編入「陳氏族譜」中[24]。
五、清庄時配合協助日軍行動的記錄
橋頭五里林的陸厥修先生為地方德高望重之仕紳，日治開始即被推舉為保正（村長）。由於五里林有著名匪首吳哮，因其機警而不易捕得，日軍以連坐怪罪五里林庄民，於民前十一年（1901）冬至節前日，將16歲以上男性每三人用頭笈纒在一起，全押到阿公店溪旁的客厝仔，準備砍殺所有人。陸厥修趕到現場，答應於三日內交出吳哮，不然願與全村壯丁同歸於盡。日軍答應其懇求，陸厥修則在三天內於燕巢山中匪窟找到吳哮，吳哮被其感動自首，日寇見其願改過自新，反提供他工作，負責剷除橋頭至岡山間不良份子的擾亂。陸厥修持續以言行感化吳哮，從此完全改邪歸正的吳哮後成為五里林明德堂的第一任堂主[25]。
《彌陀鄉誌》則記載，由於在1898年9月魏少開等又再突擊阿公店，有港口崙義民呼應，自台南來的支援日軍受阻於維仁溪北，依水險抗日軍的義民雖然後來被擊斃，但日軍輜重無法通過，鹽埕庄與彌陀庄人深怕日軍報復，於「魯仔窟」搭便橋方便日軍通行，因此後來免於清庄之禍[26]。
肆、舉發成為國際事件的宋忠堅牧師
阿公店大虐殺事件能成為國際注目的大事，必須歸功於勇於直言的長老教會宋忠堅牧師(Rev. Duncan Ferguson, M.A., 1860-1923)。雖然不知投書的詳細內容，但我們從史料上可得知，在19世紀末台灣政權交替的混亂時期，他除了投書香港報紙投訴，讓日軍注意並在以後收斂其野蠻行為以外，宋牧師亦在日本攻打台南的最後階段，及時冒險斡旋，替台南府城解危，避免了府城民眾的動亂與傷亡。他這兩次冒著生命危險的偉大舉動，都拯救了無數的南台灣民眾。
蘇格蘭人宋忠堅牧師從29歲開始到台灣宣教，在台灣的足跡遍及中南部與東部，為台灣基督教的傳播奉獻了他的後半輩子。1889年奉派到台灣宣教的宋牧師於台南學習台語後，就到彰化促成宣教中心的成立，後來還協助蘭大衛牧師，促成彰化基督教醫院的成立。他於1893年到台灣東部巡視教會時，還遭原住民開鎗擊中胸部，幸而只有輕微擦傷。除此之外，宋牧師還曾擔任長老教會中學校長，台南神學院校長。他於1921年因工作繁重過勞罹病，只好遵守醫師命令回國養病，但仍在1923年病逝於英國[31]。
在《臺灣通史》卷四獨立紀的最後幾行，有以下記載：
入夜，永福率親兵數人視安平砲臺，遂乘英船爹利士以去。翌日，陳修五、吳道源偕英牧師宋忠堅至第二師團前哨，請鎮撫。初四日辰刻，日軍入城，海軍亦至安平，遺兵二十餘人被殺，而臺灣民主國亡[32]。
據後來更清楚的史料記載，在日軍逼近台南時，因為在台南麻豆已有十多名基督徒因被暴民殺害，宋忠堅牧師與巴克禮牧師(Rev. Thomas Barclay,1849-1935)為了保護教友，仍然堅守在台南府城內。而當時城內人心惶惶，出現了基督徒協助日本人打抗日義軍的流言，竟還有「剿滅基督徒以防後患」的告示。雖然到了10月19日，還有士紳「執意在宋忠堅牧師的死刑執行令上簽名」，但到了20日，劉永福逃走後，為了防止府城落入暴民手中，眾多商人和士紳反而拜託兩位牧師幫忙與日軍交涉[33]。
宋忠堅等兩位牧師就在17位台灣人和兩位信徒的護送下連夜出發，靠著兩匹沒有馬鞍的馬，眾人走了約五英哩路到達「二層行」村落。他們舉著英國國旗表示身份，日軍在了解來意之後，以頭巾將所有同行的台灣人腰部緊綁在一起，然後聽取情報再帶他們會見乃木希典將軍。日軍就在他們的帶領下於清晨5時出發，於21日早上9點左右兵不血刃的完成佔領府城。他們20日晚上出城門時，他們看到小南門掛有黑旗軍的軍旗，將它取下來；而他們帶領日軍進城時，南門上掛的卻已是日本國旗[34]。
伍、結論
1898年冬季的岡山地區，由於當時這個區域政府公權力不張，再加上政權交替的結果，舊秩序瓦解，新秩序尚未產生，導致社會價值混亂而社會動盪不安。新任行政長官後藤新平對於此一武裝抗日現象採取鎮壓政策以求恢復社會秩序，於是自11月底至12月底於嘉義至屏東之間，以軍警聯合的方式進行地毯式搜索。日本軍警在不熟悉地形語言和風俗的情形下，由於手握生殺大權，為求達到殺一儆百的速成效果，對於岡山地區的部份不配合行動的聚落，採取不人道的屠村清庄行動。此一事件經過外國傳教士向香港媒體的投書而引起國際注意，此即「阿公店大虐殺事件」。
現在台灣歷史研究之所以以複雜，原因在於每個政權都想利用歷史為政治服務，任意對歷史加油添醋，或是任意塗改，以致真相如何眾說紛芸，造成研究者在引用資料時的困難。外來統治政權更替頻繁的台灣，每個政府都忙著透過各種手段使人民信仰他們。相對於日本人將事件定位成社會治安上的匪徒作亂，台灣戰後的中國國民黨政權則由於日本侵華是其失敗於中國共產黨的間接原因，「仇日心態」將所有日治時期的抗爭事件皆提昇為國家（中國）民族意識的革命義舉，而傳統台獨史觀則以貼近台灣的意識型態與之對抗。幸好現在的台灣已經撥雲見日，大家要努力去找出更接近「真實」的歷史，讓歷史不再受到政治與意識型態的利用或剝削。
[1] 阿公店辨務署的範圍約為現在的岡山、橋頭、彌陀、梓官、阿蓮、田寮、燕巢、大社、仁武、楠梓等地區。
[2] 鷲巢敦哉編著，曾玉昆譯，《日治時期南台灣治安報告書》（高雄市：高雄市文獻委員會，民89），p.23。
[3] 同前註，p.34-35。
[8] 彌陀鄉志籌編委員會，《彌陀鄉志》（高雄縣：彌陀鄉公所，民86），p.621-22。魏少開與魏開是同一人。
[9] 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臺北：自由時代週刊社，1980），p.426-27。
[10] 當時尚未有「中國」，故譯為「中華」。
[11] 張厚基總編，《長榮中學百年史》（台南：台南市私立長榮中學，1991），p.44。
[15] 在台灣清領時期道光年間以後，亦有「清庄」的政策。由於當時土地已幾乎開發完盡，新由大陸渡台的移民因而無業可執，成為當時稱為「羅漢腳」的游民。他們為饑寒所迫而群聚作亂，妨害各庄頭治安甚巨。官方因而頒行「清庄章程」，清查游民人數並造「閒民冊」，請各庄之族長加以管束，提供工作；如不服則驅逐庄外，或由官方引渡回大陸。戴炎輝，《清代台灣之鄉治》（台北：聯經，民68），p.59。
[16] 現在岡山鎮大遼里的「下庄仔」聚落戶數極少，聽說當時亦遭清庄，至今只剩十餘戶，且未有記載留下。
[17] 簡炯仁，<由「嚴禁侵佔番界審斷碑」論「官庄」對高雄縣燕巢鄉的開發>《高雄縣岡山地區的開發與族群關係》（台北市：文建會，民91），p. 239-50。
[18] 林朝鵬，<滾水庄清庄事件>《高縣文獻第二十三期》（高雄縣：高縣文化局，民93），p. 193-94。
[19] 同前註，p.194-96。農曆11月13日為該年陽曆12月25日。
[20] 簡炯仁，<有中崎厝，無中崎富；有中崎富，無中崎厝－兼論高雄縣橋頭鄉中崎村的興衰>，《高雄縣岡山地區的開發與族群關係》（台北市：文建會，民91），p.302-07。
[21] 馬尚斌總編纂，林傳主編，《龍崎鄉懷》（臺南縣龍崎鄉：龍崎鄉公所，民88），p.10。
[22] 同前註，p.185。1974年行政院退輔會於此開發『龍崎工業區』專事生產工礦炸藥。土地被徵收，居民遷居他地。
[23] 即1898年12月21日，但依曆法，冬至為陽曆每年12月22日或23日，日期可能有誤。
[24] 馬尚斌總編纂，林傳主編，《龍崎鄉懷》，p.195-201。
[25] 橋頭鄉志編輯委員會，《橋頭鄉志》（高雄縣橋頭鄉：橋頭鄉公所，1984），p. 589-91。
[26] 彌陀鄉志籌編委員會，《彌陀鄉志》，p.621。
[27] 依台灣風俗，由於只有死刑犯才會穿紅衣，是見到穿紅衣被視為不吉利，觸霉頭。日本當時憲兵服裝抄襲英國，全身紅色，英國至今仍在使用。
[28] 橋頭鄉志編輯委員會，《橋頭鄉志》，p. 591-93。
[29] 蔣耀賢編，《橋仔頭鄉野傳奇》（高雄縣橋頭鄉：橋仔頭文史協會，1996），p. 39-40。
[30] 洪敏麟主編，《臺灣南部地區抗日份子名冊第二冊》（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67），p.73。
[31] 鄭連明主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臺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1965），p.112-14。
[32] 連橫，《臺灣通史（上冊）》（臺北：臺灣銀行，民51），p.104。當代台灣史料在記錄此段歷史時，多記載較有名的巴克禮牧師。《臺灣通史》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都以記載宋忠堅牧師為主的原因，可能因為宋牧師當時比巴牧師還了解台南情況，而且宋牧師為日軍進入府城的教會記錄主要執筆者。但後來宋牧師較短命，為台灣奉獻30年回英而亡，在台灣整整一甲子的巴克禮後來對台灣傳教有更大的貢獻，他因有創設神學院、推行白話字、創辦教會報、重譯聖經等成就而知名，是故當代史料多提巴克禮而未提及宋忠堅。
[33] 張厚基總編，《長榮中學百年史》（台南：台南市私立長榮中學，1991），p.25-30。
[34] 鄭天凱，《攻臺圖錄：臺灣史上最大一場戰爭》（台北：遠流，1995），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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