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二二八事件，岡山是高雄縣最嚴重衝突的地區，依照官方史料，如同有機場的虎尾與嘉義一樣，岡山人當時試圖接收有軍事功能的岡山機場，而且向外輸出武力，還有人到高雄市支援抗爭。岡山人會如此激烈抗爭，背後形成的原因為何？
筆者整理1945年底到1947年初的《民報》發現，此時期的岡山就像台灣各地一樣，亂象層出不窮，民眾對政府的忍耐已到了極限。日本半世紀的經營，已將岡山建設成「現代化」的社會，但新來自中國的政府及軍隊卻仍停留在「前近代」模式，還在學習適應「現代化」的政府官員，加上素質不佳的軍隊，造成當時岡山社會的快速退化，許多日治初期即已消失的舊時代亂象又再出現，有如只是換了一個更差的殖民政府，[1]使岡山人心惶惶，在二二八事件期間反應激烈，也造成了後來的悲劇。
岡山的接收過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後，台灣人靜待新政府的到來，一切政府的運作維持原狀。10月25日在台北公會堂，依照同盟國軍隊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發布的〈一般命令第一號〉規定，作為盟軍中國戰區蔣介石特級上將的代表，陳儀代表接受在台日軍的投降，軍事接收臺灣，之後國民黨的政治與軍隊逐步接收台灣各地。
在國民黨軍抵達岡山前，岡山的街役場（即現在的區公所）在11月15日，經由選舉選出街庄長，由台灣人擔任主管[2]。教育方面，12月1日，大岡山地區完成了各校校長的任命工作，全部改由日治時期曾擔任老師的台灣人擔任。[3] 警察的部份在12月上旬完成交接。[4]
12月7日，國民黨軍隊由席痕炫營長帶領，進入岡山軍營，報紙寫說，「是日火車站前，郡民□數整列歡迎，頗有一場熱鬧。」[5]據當時在中街歡迎現場的耆老表示，岡山人的反應和在基隆碼頭初迎國民黨軍的台灣人一樣，對於這批衣衫不整、打綁腿、背著鍋子爐子的士兵，嘖嘖稱奇，因為從沒看過這種破爛的軍隊！
米價高漲米荒嚴重
日本發起太平洋戰爭後，國家所有資源實施配給制度，大家都過著拮拘的生活，原本想說戰後可以恢復正常，沒想到民生物資最重要的米飯，發生價格高漲，甚至有錢也買不到米的問題。
1945年12月24日的《民報》，同時報導了岡山米荒問題，與破獲盜取公物案。[6]報導指出，郡役所雖有開會討論米糧問題，但「成績未可樂觀」，近半個月沒有政府的配給就算了，還無處可買，市面上米價高漲，恐怕會出現挨餓的現象。[7]12月31日上午，在共樂館（後來的岡山戲院）召開街民大會討論米糧問題。[8]同年3月8日報導，當時的商工銀行(現在的第一銀行)出借一百萬給區署，以協助解決糧荒問題。[9]
貧民生活困苦，失業者走上惡路
日治後期岡山街的公辦「社會事業」，有「窮民救助、公設小賣市場、魚市場、家畜市場、果實卸市場、公會當、圖書館」等等，對貧民的救助是排在第一位。[10]當時多是以辦音樂會及戲劇表演來賣票募款，戰後初期也是以同樣方式進行。
由於「自光復以來各種的物資日趨高漲」，為了幫助家庭，許多就學的學生被迫休學，四處叫賣賺點小錢補貼家境，當時擔任岡山國小的劉添喜校長（劉光雄醫師父親）在1946年6月1日在岡山戲院舉辦音樂會，以募款救濟貧困學童。[11] 10月，空軍岡山分隊提供食品給岡山區署，以救濟貧民。[12]
1947年初1月9日起連4天，岡山區署辦理「貧民救濟遊藝大會」，由岡山鎮「堯(繞)樑音京調」的同仁及區署範圍的學校員生在岡山戲院演出京劇。當時出演的都是地方的頭人，包含區長洪石笋、省參議員吳瑞泰，高昌、黃東洋、史樹等醫師，記者張進福、王烱耀，企業家歐下、余耀波、戴良慶、楊陀、韓清海等人。[13]
在海南島的台籍日本兵是太平洋戰爭最可憐尷尬的一群，戰前的國籍是佔據海南島的日本，戰後變成戰勝國「中國」，但台灣兵的遭遇比日本兵還慘，日本派軍艦來載走了日本兵，他們這些台灣人卻因為船資被中國軍官Ａ走了，被迫在島上等了一年多，餓死病死了許多人後，在自力募資與台灣親族的協助下，才得以坐船回台。
公學校畢業後就在仁武庄役場上班的筆者親戚六叔公蔡新興，戰爭一開始就光榮的去海南島當兵，薪水比鄉長還高，戰爭結束後完全失去音訊，親族皆認為他已戰死。沒想到一年後的某天，祖母在顧店時，一位衣衫襤褸的人走進店裡，祖母以為是乞丐原想給錢打發，沒想到他說自己是六叔公。後來他回到鄉公所上班做到退休，但一直戒不掉在海南島染上的賭癮。
在1947年一月，新聞報導破獲了一個在台南與大岡山地區偷電纜線，由十多人組成的盜賊集團，都是因為海南島返台後，失職無處謀生的台籍日兵。[14]
已消失的霍亂天花死灰復燃
賴進祥2015年出版的《傳染病與228》指出，由於當時的執政者失能，讓各種在日治時期原本已經絕跡的疫情死灰復燃，局面失控導致傳染病大流行。[15]
1946年五月有數則與流行病有關的新聞報導，報導指出岡山區的霍亂自湖內、茄萣等區逐潮蔓延至路竹區，13日〈岡山區霍亂發生二八名已死八名〉，16日〈岡山霍亂蔓延真性一八名死亡一九名〉，為防陼霍亂蔓延，新聞報導自5月7日起，頂茄苳、圍子內、新園等地的國民學校停課二星期。[16]
1947年一月報導高雄縣開始流行天花的現象，從1946年12月始於美濃鎮，後來到了這年一月15日，岡山區有12人得到天花。2月11日報導，岡山區計有27人得天花，死亡4人。[17]
另外在岡山區的湖內與彌陀，則爆發豬瘟，斃死了七千八百餘頭。[18]
「中國式」官場文化，怪案奇案頻傳
戰後台灣社會出現新的詐騙手法，司法單位竟也有不依法治精神奇怪的作為「配合」，造成民眾更加的無所適從，詐騙份子利用那個時代台灣人的單純，欺騙地方人士，讓橋頭與岡山有名望的醫師捲入是非，令岡山人對中國來的新文化嘆為觀止。岡山地區還出現很多盜竊公家財產的案件，[19]據說還有軍人故意把鹽丟入飛機油箱，造成引擎生銹成為廢鐵，然後報告生銹無法飛行然後變賣。
在橋頭有位自稱是「藍衣社」(國民黨的暗殺集團)成員的福州人林則民，經朋友介紹給沈祈彰醫師，沈醫師原來引以為傲，但此人後來在他家中住，無所事事白吃白住又花天酒地實在太久，被沈醫師識破並檢舉到岡山派出所，岡山警方偵訊後將騙子送到高雄地方法院，卻被檢察官馬上釋放。沒想到這位騙子竟還拿著無罪傳票回到岡山地區，向之前檢舉他的人興師問罪恐嚇威脅，騙子還到岡山警局要求逮捕沈醫師等人。此事鬧到高雄市警察局長和首席檢查官到岡山區署調查，當時區署人山人海，只好派代表與官員對談，直到把事情始末詳細了解，才解決此爭端，但也不知這位「林則民」後來是如何處置。[20]
岡山台上里王阿華(女，17歲)的父親等4位家人，因為在1946年3月犯案，[21]被判6年不等的刑期，聽聞此事的洪木龍與呂順意，在王阿華的母舅陳丁財醫師與雄中學生蘇金生的陪同下拜訪，[22]誆稱他們是高雄檢察處檢察官，可以讓父兄出獄，但需對地方法院判官「贈款」。王阿華認為，「來台官吏都是這樣」，故給了洪木龍兩次錢，共台幣22800元。單純的王阿華等數日沒有父兄出獄的訊息，於是跑去高雄市拜訪檢查官，檢查官立即動員憲兵隊逮捕四人。[23]後來這件「聳動岡山方面民眾耳目」的偽檢察官案，在8月17日宣判，呂順意與洪木龍判拘役十個月，陳丁財醫師與蘇金生無罪。[24]據說陳丁財醫師被拘役在牢中時，每天都只有韮菜煮湯可吃，所以後來都不敢吃韮菜。
連17歲的女性都對來台官員的「揩油風氣」習以為常，可見當時岡山人對於這個新政府的「觀感」。
中國的官場文化與官員的無能讓岡山人不敢領教，結果岡山郵局要換外省主管，讓郵局員工相當懼怕無法接受。原本，岡山郵局在戰後即由已工作18年，最有經驗的台籍最資深長官王壽立擔任局長，70多名員工得知總局將派外省人擔任岡山郵局局長，並且還要帶四、五名人員到來，岡山郵局員工領教過其他行政單位的「外省人」的能力，憤慨本部的錯誤作法，集會展開挽留王壽立局長，向郵政管理局強力陳情。[25]
軍紀敗壞，「土匪兵」成為岡山最大亂源
岡山這個重大的軍事基地在1945年底改由國民黨軍隊進駐後，素質不佳的軍人成為社會的亂源，和台灣各地一樣，發生嚴重的搶劫殺害平民事件，岡山人心惶惶，不再像日治時期一樣能夜不閉戶。日本自1873年就實施現代國家的徵兵制，加上武士道的傳統，軍人素質相當高，所以可以想像在國民黨軍隊剛到臺灣的時候，臺灣人是有多麼的訝異與痛苦。
臺灣由漢人移民帶來的「土匪」現象，在日治7年後的1902年，即已被政府完全解決；[26]蔣介石在中國大陸時期，中國一直是個土匪現象嚴重的世界，他的軍隊和當時各地軍閥一樣，為了鞏固地盤會「招撫土匪為兵」。[27]中國本土則是要直到1952年，中國共產黨統治的第3年，才大致肅清，這個肅清也將蔣介石的殘餘勢力完全消滅。[28]
國民黨軍在進駐岡山後，於12月16日在武德殿設宴招待地方頭人，地方人士如同日治時期一樣，組織了「軍民合作社」，軍隊也提供食物救濟貧民，但是部份素質不佳軍人的惡劣行為，造成岡山民眾巨大的恐慌，沒想到同樣是軍人，日本時代與國民黨時代素質竟有天壤之別。
1945年11月底，提早先到岡山的先遣部隊士兵，到日治時代就很有名的「醉鄉樓」享受，不爽不能白吃白喝的軍人在中庭開槍亂射殺死人，嚇得所有酒樓「關門大吉」。[29]
1946年7月23日深夜的「穿軍服暴漢殺人慘案」，岡山人自此人心惶惶，入夜戰戰競競。當時在仁壽橋西側橋頭，劉厝人劉林在此開設米店，新聞報導，深夜10時三位穿軍服的人入店表示要買糖，因劉林不在且又已夜深，妻女表示不賣。4個小時後，三人持手槍侵入米店，槍殺劉林，其子劉萬得亦身中數槍重傷，殺人兇手逃逸無蹤。[30]岡山鎮當局為此召開臨時鎮民代表大會，警局表示，接到急報即派刑事到場，但因兇手穿軍服，故再請憲兵檢察單位負責。這個臨時會後來作出一些不痛不養的決議，後來也抓不到兇手，不了了之。[31]
逃兵在街道出沒，也是嚴重治安問題。同年9月22日晚上，巡邏警察在岡山國小前抓到一位偷腳踏車怪漢，這位怪漢自稱是鳳山的士兵，警察請他到派出所要留置處理時，卻拿出一枚手榴彈作勢投擲並逃跑，警察直到第2天凌晨4時才抓回來，這位逃兵供稱他名字是「凌勝南(外省人)」。[32]這種逃兵攜帶武器的犯罪行為，在當時的高雄地區經常發生，有人用手榴彈恐嚇店家勒索金錢，也有逃兵用手榴彈威脅妓女白嫖，偷竊財物。[33]
補記：1947年3月4日到6日的岡山
依奉監察院命抵台視察之「閩台監察使」楊亮功的報告，高雄縣岡山在3月4日有「暴民」包圍岡山警察所，奪走步槍20餘枝，然後「繼復進攻該處要塞駐軍，經痛擊始退去」，[35]文中的「要塞」就是現在的空軍基地岡山飛行場。當時空軍基地的入口，是在今天通校路與協和路口。
依當時在岡山基地擔任警衛的楊尚強記載，在3月4日上午，有數百名岡山群眾聚集到空軍基地門口，要求空軍基地內的官兵繳械。岡山民眾與空軍基地的官兵在門口一直僵持至下午四點，基地官兵以「未有上級命令不能繳械」為理由，堅拒繳械，民眾又手無寸鐵可對付（雖有搶去槍械，但無子彈可用），僵持到傍晚，因而作罷。[36]
與楊亮功共同書寫調查報告的監察委員何漢文，後來投共，於1981年發表〈臺灣二二八起義見聞紀略〉，文中記載當時岡山的「起義軍」佔領了岡山區署。[37]所以，在3月4日至6日之間，岡山除了軍事基地以外的地區，是由反國民黨政府的勢力控制。
另外還有記載，部份來自岡山的原台籍日軍到高雄支援，成為攻打警察局與憲兵隊等單位的主力軍之一，[38]也曾有人企圖聯絡鼓勵左營海軍的台籍士兵響應，故使得岡山人事後成為高雄縣區域遭到最嚴厲對付的區域。[39]在1947年4月的資料〈高雄縣二二八事變就捕奸匪暴徒一覽表〉中，余仁德的「犯罪事實」是「策動青年暴動參加攻打高雄市壽山」，蕭朝金與劉登基是「毆打國軍主張攻打飛機場」。[40]
[22] 陳丁財醫師(1913-2001)，留學日本，戰後回台行醫，在開元街104號開設「陳產婦人科」。蘇金生是岡山新莊人，雄中學生，二二八事件時從岡山帶了十幾支38步槍給雄中自衛隊，並名列〈台灣省二二八事變現在逍遙法外份子名冊〉。
[29] 楊春鳳、劉天賦，〈繁華破壞一瞬間〉《高縣文獻第24期岡山采風》（高雄縣鳳山市：高縣府，2005），頁192；〈被拘者必來拘人到底誰是罪人？岡山鎮大演怪劇〉，《民報》，1947年4月28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