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生於高雄縣岡山鎮，1954年畢業於台大物理系，1966年獲日本東京大學物理學博士。曾在該校及美國麻省州立大學Amherst分校和史丹福大學擔任研究員及訪問學者，專研原子核結構、核反應和介子交換流的功能。曾任台大物理系系主任，任內和同仁積極革新並且奠定自由、民主的學術和行政基礎，以及良好的研究環境，同時和沈君山教授排除一切障礙執行目前所謂的「通識教育」課程。目前是台大物理系兼任教授。
退休後完成自學用的物理學叢書，一套四冊：（1）力學：牛頓力學、彈性、流體和熱力學；（2）電磁學：宏觀電磁學、光學和狹義相對論；（3）近代物理學Ⅰ：量子力學、凝聚態物理導論；（4）近代物理學Ⅱ：原子核物理學簡介、基本粒子物理學簡介。五南出版。
我在台大物理系的回眸（節錄）全文http://www.alum.ntu.edu.tw/read.php?num=37&sn=755
口述‧圖／林清凉（台大物理系退休教授；現為兼任教授）採訪整理／林秀美
物理能使我快樂、欣賞、微笑。－林清凉
父親期望我當律師
我出生於高雄縣岡山鎮，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不但環境優美，並且日治時代是日本空軍總署所在，設有官校、通訊和機械工校，還有敢死隊駐紮。
我是家中唯一女孩，很受父親疼愛，小時候他常帶我去串門子，發現我明是非適合當律師，可以為台灣人辯護。當時我年紀小，對父親的看法不瞭解，長大後才瞭解殖民地的台灣人不被允許從政或涉入經濟，轉而崇尚以律師或醫師為業。
但在台灣光復之初，社會動盪不安，父親更因司法不公，吃過很多苦頭；在目賭諸多腐敗現象後，我才比較認真地思考自己的志向。以我直率的個性必難見容於當時，當律師可能會喪命；其實我想當外科醫師，但母親說我有潔僻又不善說謊安撫病人，適得其反。我想想倒也合理。
我初中唸高雄第二高等女子學校，那時美軍轟炸得厲害，連校舍也被波及，只好停課。光復後高雄第一第二高等女子學校合併成為省立高雄女子中學，但無校舍（被炸毀），於是先向高雄中學借教室上課，等修好後才到原來的第一高等女子學校上課。我每天從岡山搭火車到高雄通學，路途遙遠，加上有安全顧慮，於是初中畢業後，轉而報考台南女中，在台南女中完成高中學業。
親身經驗高雄二二八
由於從小在軍事基地附近長大，對戰爭比一般人多些警戒，日方為了保護軍事基地，對學生和當地人民也會施以急救、防空襲等自保訓練。故鄉兄長們常提醒我，一旦發生轟炸，帶領故鄉老弱婦孺避難可能會變成我的責任（因為從小學六年級以上的男性幾乎全被軍方動員了），因此受到特訓，如訓練膽量以及鍛鍊身體。同時讓我看日軍屠殺中國人的圖片，待我年紀稍長才知道他們曾經抗日（日治時代，台灣知識青年抗日者眾）；近代中國歷史的悲劇，從小即烙印在我的腦海中。
戰後，我又親身經歷高雄二二八事件。事情發生那天，學校下午宣佈停課，由高年級生分批帶學妹們離校，當時街戰已十分激烈，還好有日治時代受過軍事訓練的青年熱心帶路，才能安然擺脫槍林彈雨。好不容易輾轉來到火車站，才知道火車已停開，一行人在車站前的民宅躲到傍晚，不得已折返宿舍，然後高年級生到學校附近的同學家中拿些食物回來給大家裹腹，我們就在學校學生宿舍渡過這一晚。第二天部分路段通車，這次走到楠梓才搭上車。同行有位北京師範大學畢業的史老師，她是外省人，二次大戰時曾參加過游擊隊而失去一眼。路上，她還和軍隊說情，原以為溝通無礙，沒想到行經陸橋時，子彈竟然打過來，幸好我們都受過訓練，低身飛奔，沒有人受傷。
改唸物理系的理由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我當下確信自己絕不當律師，而且將來的工作也必須無關政治。我特別偏愛理科，但數學太單調、化學實驗氣味難受又要背很多化學式，倒是物理沒有這些缺點；在一一排除不喜歡的科目之後，我決定唸物理。只是不敢告訴父親這個決定，因為二次大戰讓他失去兩個有為的兒子，其他兩位哥哥又不符他的期待，所以他把希望寄託在我和弟弟身上。
我個人並沒有強烈的升學意圖，我唸台南女中時就有親戚朋友反對，說詞不外是女孩子長大就嫁人了，為什麼要唸高中？父親毫不在乎外人眼光，他告訴我：「如有通天上之樓梯，你就去爬！」，又對有意見的外人說：「有女性在讀，就有男性在讀，那怕嫁不出去？帶回來給我選就好」。他很開明，當然也因為我是他唯一的女兒。
當時台灣只有一所大學即台灣大學。其他則是師範學院（現在的師大）、台南工學院（現在的成大）和台中農學院（現在的中興大學）。我找了高雄女中時的同班林玉盞同學（本校化學系許東明教授的夫人，台北醫學院化學教授）一起報考台大，還為此去說服她的父母，結果我考上物理系，她考上化學系。那年是1950年。
時代淬練台大精神
我們那一屆20 多人，其中台灣省籍只有6人，其他都是外省籍。由於老師鄉音重，很多課我都聽不懂，多靠自修及讀書會補救。事實上我也不愛K書，倒是很享受生活，今日的羅斯福路旁在那時有小火車，我常和同學搭火車去碧潭划船、或是去西門町看電影，偶而聽聽禁書的討論（當時流行各種讀書會）。
我住學校宿舍，一間有十二人。室友連同我在內有八個人是台南女中同窗、一人來自新竹女中、三個外省人。或許都是離家求學，彼此照應，感情融洽。那時由舍監管理（我畢業後才改為教官），舍監都受過高等教育，很照顧學生。
當年有許多青年軍隨著國民政府撤退來台，我覺得他們的教育水平高，中、外文底子好，有的人氣質不凡，比同齡的我們看來成熟很多。
當中許多人出自黨員家庭，所以常從他們那裡聽到所謂內幕消息，不過都能理性地檢討國民黨挫敗的原因，不似現在意識型態對立即劍拔孥張。直到韓戰爆發，言論管制趨嚴，宿舍偶有學生失蹤，有位物理系學姐汪穠年，人長得很漂亮，就突然被抓去關了兩年，出獄後復學，和我們一齊畢業，現在住在美國舊金山。
雖說白色恐怖籠罩，人人自危，不過台大因有傅斯年校長以及文法學院的世界級教授們「站崗」，無論外頭如何風聲鶴唳，校園內仍頗為自由。傅校長設立一研究圖書資料庫在當時的總圖書館內，將當時所謂禁書集中收藏以提供研究需要，由此可見一斑。
在這種學術氛圍陶冶下，台大學生的自主性很強。如住宿生要輪流至中央市場買菜，張羅自己三餐（交由廚工料理），月底如有結餘，就可以加菜；傅校長有時候會來宿舍走動，看到菜色不好，擔心學生營養不良，即要校方撥錢補貼。四年的台大生活，養成我們獨立自主的能力，而我們都以身為台大人感到驕傲；也許這就是台大人的精神。
兩年後回母系任教
大學畢業後，我回岡山中學教書。這是故蔣介石總統所興建的三軍子弟學校。兩年後我回母校當助教，一年後出國進修。台大物理系直到李政道、楊振寧等二人獲諾貝爾獎（1957）後，才躍升為第一志願系，持續約二十年。不過由於早年出國留學者多滯留國外，台大物理系師資一直嚴重不足，在我接系主任（1981-83）之前，物理系仰賴不到20位教授撐起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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