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山1947「二二八事件」三月大屠殺始末 （2019增補）

 前言

　台灣在1987年，陳永興、鄭南榕等人突破政府禁令，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在台灣各地舉辦多場說明會，台灣民眾開始可以這個戰後最重大事件。促進會於當年2月14日在台北舉行第一場演講會時，朗誦了柯旗化在獄中所寫的〈母親的悲願〉，這首台語詩是柯旗化為紀念在二二八事件中犧牲的學長，岡山人余仁德所寫。[1]

　高雄市是台灣1947年三月大屠殺最早發生政府鎮壓屠殺的地方，然後迅速擴及原高雄縣區域，岡山是高雄縣地區遭到最大量逮捕和傷亡的地區。

戰後的岡山亂象

　對臺灣人而言，戰後取代日本政府的新政權，延續了日本的統治模式，只是一個「新總督府」。但讓臺灣人更不能忍受的，是比日本政府更糟糕的前近代「中國統治模式」，讓台灣社會倒退了三、四十年。官員以裙帶關係任用親戚，加上伴隨著貪污腐化的經濟統制措施，造成米糧短缺，社會上由於軍隊軍紀敗壞，許多軍人在地方作威作福。[2]這些亂象，都同樣出現在岡山地區。

　在1945年12月7日國民黨軍隊進駐岡山之前，[3]岡山人在無政府的狀態下自治管理了將近4個月。但在新政府人員完全到位後，接下來的一年多，岡山人面對新統治者帶來的各種前所未見的新形態惡行,。岡山由於駐軍最多，最大的困擾是新政府的軍隊軍紀敗壞。

　228事件前最嚴重的事件是1946年7月24日深夜2時許，所發生的軍人搶劫害民眾案，造成民眾一死一重傷。當日深夜，有三位軍人，潛入店家卻東窗事發偷竊不成，開槍殺害米店老闆劉厝人劉林，並造成劉林的次子劉萬得中彈重傷。[4]岡山為此召開臨時民代表大會，鎮長、代表會主席、全體鎮民代表都參加討論。代表會主席楊縛報告調查，由於凶手身著軍服，警察單位不敢馬上進行搜查逮捕，而等到憲兵、檢察單位到達，凶手早已不知去向。結果，這個臨時會的結論是不痛不癢的「逃走兵，盼望當局檢舉」，要求「禁無故帶短槍」。[5]

19460726《民報》三暴漢穿軍服無端槍斃米商

     當時軍紀敗壞的事件還有，在岡山、鳳山等處，皆有士兵持手榴彈恐嚇民眾索取錢財，或以手榴彈脅迫搶奪性工作者財產。[6]

　在地方行政的部份，新政府官員的不良素質與作為，讓岡山地區民眾不敢領教。岡山地區出現很多盜竊公家財產的案件，還有軍人把鹽丟入飛機引擎，造成引擎生锈成為廢鐵，然後變賣。

社會上新出現的詐騙手法，司法單位竟也有奇怪的作為配合，造成民眾更加的無所適從，整個日治時期的法治社會一直崩解。曾有假冒檢察官的事件，向家中有案的民眾表示要擔任白手套，還導致岡山名醫陳丁財被無辜捲入。[7]還有自稱「藍衣社」的福州人騙子，到橋頭名醫沈祈彰家中長住，但由於在外招搖撞騙實在太久，被岡山民眾與警察視破並拘捕。沒想到送到高雄地方法院卻被檢察官馬上釋放，這位騙子竟拿著無罪傳票回到岡山地區，向之前檢舉他的人及岡山人展示並大罵威脅，讓岡山人心惶惶。[8]

　在行政上，以岡山郵局為例，在戰後即由已在岡山郵局工作18年，最有經驗的王壽立擔任局長，七十多名員工得知總局將派外省人擔任岡山郵局局長，並且還要帶四、五名人員到來，岡山郵局員工當然知道當時「外省人」的能力為何，憤慨本部的錯誤作法，集會展開挽留王壽立局長的動作，向郵政管理局陳情。[9]

　環境衛生方面，岡山在日治時期絕跡的天花、霍亂、豬瘟都復發流行。

　

228之後的岡山

　二二八事件在台北爆發後，高雄市於3月3日始爆發衝突事件，[10]岡山民眾則早在3月1日上午，就有數百名群眾聚集到岡山空軍基地門口（位於現在的通校路協與協和路交叉口），要求空軍基地內的官兵繳械。岡山民眾與空軍基地的官兵在門口一直僵持至下午四點，由於基地官兵以「未有上級命令不能繳械」為理由，堅拒繳械，民眾又手無寸鐵可對付，僵持到傍晚，因而作罷。[11]

　依官方記載，高雄縣岡山在3月4日有暴民包圍岡山警察所，奪去步槍20餘枝，接著並進攻岡山要塞的駐軍。[12]同日，為了地方安全，由戰後初期的岡山郡守劉朝四，岡山區署洪石笋區長，省參議員吳瑞泰等三人出面和軍方協談，請軍軍隊不要外出，由他們三人維持岡山治安。[13]岡山的外省人被集中到位於現在空軍基地的「外省人集中區」保護，[14]也有部份軍隊躲到大、小崗山。[15]這些外省人在當時面臨糧食的問題，岡山的民眾並未讓他們斷糧，而是由曾在中國日本海軍醫院行醫，會講北京話的高耀蒼醫師，用自家汽車載運提供給他們糧食。[16]

　二二八事件期間台灣各地方秩序的工作，由各地的臨時自治組織負責。當時岡山實際維持治安的力量，為「三民主義青年團」。岡山的三青團位於岡山舊火車站和岡山路之間的北排建築，被視為當時岡山「最正統最有權威的組織團體」。[17]長老教會牧師蕭朝金，是岡山「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團長。在岡山的軍警癱瘓時，由蕭牧師動員學生維持治安，成了地方穩定的力量。但也由於這個原因，這些人的「接收」行為，使得蕭牧師後來被定罪為「收容暴徒的人」。[18]

　岡山國小退休的藍巧治女士還記得，事件後三月初的某個下午，蕭牧師曾到學校辦公室和教師們講話，請大家不要擔心，事件會平息下來，請大家靜待事件結束。

　雖然地區治安大致良好，但軍警力量正伺機反擊，並釘上了地方知識份子及領導階層，以「捕捉菁英」為目標。筆者於2010年二月初拜訪在二二八事件時，被拘禁半年的陳淇澤先生，證實了這個說法。[19]

　陳淇澤表示，二二八那天他人在台北，親眼目睹群眾焚燒公賣局香煙及被機槍射殺的過程。3月1日，他就坐著火車回岡山家，也就是當時有名的「大安旅社」。家人告知外頭風聲很緊，有警察表示，傳聞有一群大學生要南下指揮群眾暴動，家人於是要他躲到湖內的姐夫家中。

當時就讀高雄中學住在岡山中街的吳水燈表示，他在3月1日後，就依祖母的命令躲在房子的隔間角落，但仍不時有抓耙子想要檢舉來抓他，吳水燈躲了十幾天，才回學校上課。[20]

3月6日開始的「大逮捕」

　蔣介石的軍隊於3月8日到達基隆開始血腥鎮壓之前，高雄市早在3月6日下午開始，就在高雄要塞司令部彭孟緝的指揮攻擊下死傷慘重，成了最為悲慘血腥的受害地區之一，岡山的大逮捕，也從3月6日開始。

　3月6日以後的岡山人，就一直活在恐怖中，軍隊在能同時控制省道和火車站的交叉路口架起機關槍，劉國明先生記得，他曾親眼看見，當時有載著機關槍的軍用卡車巡邏岡山街區，不時就向空中掃射示警。

　因為事件發生不久高雄市即宣佈戒嚴，在3月4日的時候，火車就只開到橋頭站為止[21]，5日則只開到岡山。當時就讀「台北高等學校」三年級的高雄市人許劍雄和他二哥許舜雄，因為火車在岡山停駛而下車，剛好遇到許國平和住在岡山的台大學生余仁德，余仁德建議許劍雄他們先到車站前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休息，他們於是留在岡山三青團維持治安，幫忙站衞兵。他們兩人都在3月6日被抓。[22]

 

　陳淇澤在湖內躲一個禮拜後，以為已經沒事就回到家中。沒想到3月7日晚上，忽然有一群警察到家中把他捉走，關在現在阿公店溪柳橋旁，新生社空軍俱樂部的「海軍拘留所」中。陳淇澤在裡面，看到岡山郡守的劉朝四，被警察五花大綁的捉進來和他們四、五十人關在一起。到了3月16日，他們全被捉出去讓檢查官詢問，余仁德就在他前面被審問。[23]

　陳淇澤在岡山被關了約一個月後，和五、六十個難友，胸前掛了張「岡山暴徒」布條，坐上軍車，運到當時的高雄醫院繼續又被關了5個月。在被關的半年中，除了活動空間極小，幾乎無法動彈以外，所有的人在裡面被規定不能講話，看守所的人員還三不五時的捉人出去毒打斥罵。許劍雄遭到刑求，他還知道有些人被用電刑求，作法是將犯人所站地上潑水，然後通電讓犯人全身發抖哀號。[24]

　搬到岡山居住的彌陀人李潤宇，李凱碩，與李凱南三兄弟，都有參與高雄地區的二二八事件。在官方文件中，李潤宇的「犯罪事實」是「岡山暴徒首領」。[25]在3月6日左右，就有人到岡山家報訊要他們快躲起來而先後出走。結果大哥李潤宇自此下落不明至今，[26]李凱南則躲到台南市。

李潤宇

李碩楷 雄中1939年畢業學照

　擔任高雄中學教師的李凱碩，在二二八事件時是高雄中學教師兼導師，他被憲兵團高雄管理區列為「二二八首謀份子」，曾經被逮捕，罪名是擔任「雄中自衛隊學生軍第一夫(支)隊長」。^[27]

　日治時期擔任岡山公學校教師的王福堃，是台南師範學校第4期畢業生，父親王海若為前清秀才，岡山公學校最早的漢人教師，家族是岡山街的書香世家。王福堃自1935年起，就在岡山公學校擔任教師，戰後在南部最高學府的高雄第一中學（現高雄中學）擔任總務主任。彭孟緝於3月6日派軍隊橫掃高雄市時，到高雄第一中學捉走林景元校長及張姓教務主任，王福堃當時因為請病假沒去上班。隔天派了載滿荷槍實彈士兵的軍車，到王福堃岡山家捉走他，把他關在高雄要塞司令部。[28]

王福堃

　3月7日開始，高雄市的大逮捕於4月底完成，官方資料表示，共有384人被俘，收繳武器500多支，彈藥12萬餘發。[29]岡山在3月9日被「平定」。[30]

高雄縣警察局於4月22日完成〈高雄縣警察局二二八事變逮捕人犯處理情形表〉，顯示高雄縣

大約也和高雄市同時完成「綏靖」。

蒙難的岡山人

　在1947年4月22日的〈高雄縣警察局二二八事變逮捕人犯處理情形表〉這份資料中，我們看到岡山三位被槍斃者的名字：蕭朝金，余仁德，劉登基（居）。[31]

槍決部份〈高雄縣警察局二二八事變逮捕人犯處理情形表〉

 　蕭朝金，1909年出生於彰化社頭。自幼喪父與母舉家遷往台南善化定居，年幼家貧即打工協助家計。公學校畢業後憑一己之力，參加當時的函授學校通過高中資格檢定考試，後又考取台南神學院。神學院畢業後，於1940年到岡山長老教會擔任牧師。[32]

　富有正義感的蕭朝金於日治時期即參加「文化協會」，推動殖民地台灣人的民主民權，戰後被推為三民主義青年團岡山地區負責人。三月時，雖有捉拿蕭牧師的風聲，但蕭牧師仍不以為意。卻不知台灣各地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已成為國民黨派系鬥爭下被犧牲的對象。[33]

　當時就讀小學四年級的趙珠蘭女士記得，當時蕭朝金牧師幾乎每天都會舉著白旗，帶領青年學生在岡山最重要街道的平和路上，向街民宣傳，請大家要和平，「不要相打」。

　蕭朝金於3月10日被捕，被捕後仍在每天睡前和起床後，為台灣人祈禱說：「上帝啊！你要保佑台灣人。現在台灣人正遭逢災難，祈求您讓台灣人的明天能更平安、更幸福。」[34]蕭牧師於3月17日和余仁德一起被槍斃於現在河華路壽華路口附近，罪名是「毆打國軍主張攻打飛机場」。[35]由於蕭牧師非岡山人，他的屍體是由湖內海埔長老教會李尾長老，和岡山「高安診所」的高端模醫師幫忙收屍的。[36]

　余仁德，出生於1927年5月4日，父余泉成，母余廖沒，居住於岡山鎮壽天里大同巷15號。[37]余仁德高雄中學畢業，台大法律系學生，當時岡山只有3人考上台灣大學。據地方認識他的耆老表示，余仁德很會打桌球，是品學兼優的學生，口才很好，勇於發言，是同輩間的意見領袖。

　依官方記載，余仁德的罪名是「策動青年暴動參加攻打高雄市壽山」。[38]在事件發生之初，口才好的余仁德在岡山的里民大會演講，被視為批評政府。[39]有正義感的他在聽到有些人主張毆打被視為貪官污吏的警察局長時，余仁德好心的替他作保，還護送他到外省人集中區。但余仁德被捉後，那位警察局長卻反而指控余仁德是壞人、歹徒……。[40]

　據當時也拘留在海軍拘留所的陳澤淇表示，3月16日他被捉出去接受檢察官訊問，余仁德就在他前面被審問，余很硬頸地和檢察官對罵，並且拒絕簽字。

　劉登居，出生於1911年，做燈籠生意，在3月後的某天被捕。3月20日，劉登居的兒子蘇金全，在岡山菜市場看到父親將被槍斃的告示，於是趕赴告示所寫地點，橋頭火車站前。只是到達現場時，父親已經被槍決了。[41]

依據〈高雄縣警察局二二八事變逮捕人犯處理情形表〉，劉登居被槍決的「犯罪事實」與蕭朝金牧師一樣，是「毆打國軍主張攻打飛机場」。[42]劉登基被槍決的地點，是在橋頭火車站南側省道的一處碉堡。[43]

不過依據劉登居妻子的推測，是由於福州人在戰後成為台灣人和新來外省人的橋樑，有些不良的福州人因而平地一聲雷的「抖起來」。有些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被欺負的岡山人，就在二二八事件地方治安不穩定期間，趁機到福州人聚落打他們洩憤。劉登居被福州人委託出面斡旋，卻「公親變事主」，被檢舉成地頭蛇而被捕被槍斃。

　地方傳說，在劉登居過世後，到1992年為止，有一百多位經過他死難地點的人向蘇金全表示，劉登居的冤魂請他們帶他回岡山，還指示帶到他家的地址，甚至幫忙叫門。[44]

被譽為「萬家基督」的高耀蒼醫師

　1999年，曾有刊物記載，岡山的「高再祝」醫師在二二八事件時，拯救無數岡山人，被譽為「台灣的辛德勒」，但其實真正的人物是戰後繼承父親高再祝醫院的高耀蒼。岡山鎮民在事件結束後致贈「萬家基督」匾額，至今還掛在建安醫院中。

　高耀蒼醫師（1918-1985），其父親為興建岡山第一間三層樓建築「建安醫院」的高再祝醫師三男。日本京都同志社中學畢業，日本東京昭和醫專醫科畢業（今昭和醫科大學）。曾任日本橫檳大雄山病院內科醫師，日本第六海軍軍醫，高雄縣立岡山醫院內科主任，岡山建安醫院院長。[45]高耀蒼在日本獲得醫師學位後，即被徵召入伍，被派到中國青島的「日本第六海軍軍醫院」擔任軍醫，因而學會北京話。

　他會講中國官話的能力，在岡山的二二八事件期間發生了關鍵作用。外省人被集中起來，會講北京話的高耀蒼就用自家汽車載運食糧給他們，他成為岡山人和外省人溝通的重要橋樑，在最混亂的時刻，得到雙方的信任。在6日後的大逮捕時期，高耀蒼以自己作擔保，拯救了無數被亂捉的學生和岡山人士。

　高耀蒼長子高建義在高雄讀中學時期，曾經被老師約談，老師詢問他家情況及父親。結果高建義回到岡山家中時，沒想到老師也在家中。原來那位老師是來感謝救命恩人高耀蒼的。原來那位老師在二二八事件時，火車在岡山停駛，他一下火車就無緣無故的被逮捕，幸好那時有一位「高醫師」出面相救。僥倖逃生的老師當時只知其姓，不知其人，直到高建義的學生資料卡寫著自己是岡山人，父親是醫師，那位老師才終於得知救命恩人的全名，並登門致謝。

　高耀蒼在營救許舜雄與許劍雄兩兄弟的過程中，也扮演重要角色。許氏兄弟的父親就是在3月6日，在高雄市政府被彭孟緝軍隊亂槍射殺在市政府的市議員許秋粽。他們的大哥許國雄知道弟弟被捉後，先到岡山找高耀蒼醫師，透過高醫師的幫忙，詢問岡山的某位空軍指揮官，才知道兩位弟弟已被移送到高雄要塞司令部。許國雄就是透過這個線索，又再想辦法利用管道找到彭孟緝的母親，才終於救回兩個弟弟。[46]

　在當時軍警胡亂捉人的局勢中，高耀蒼醫師無私的擔保，發揮巨大的關鍵作用。有無數的岡山鎮民及因故到岡山的學生，都因為他的作保，才免於牢獄之災或更不幸的下場。

在事件告一段落後，由於高醫師家族即為岡山長老教會的創始者，岡山鎮民感謝他有如基督救世主的慈悲義舉，致贈中間寫著「萬家基督」的匾額，右邊寫著「高耀蒼先生　雅政」，左邊寫著「岡山鎮民一同敬謝」。

事件後的人與事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後，蔣介石的國民黨在1949年失去中國大陸的江山逃到臺灣，實施全世界最長的軍事戒嚴白色恐怖統治，二二八事件成為不可說的禁忌。與岡山二二八事件有相關的人士，過著與一般人不一樣的人生。

　余仁德之妹余金柳說，在她完成小學學業時，本想繼續升學，父親卻憤怒的表示，讀那麼多書作什麼？像你哥哥就是讀太多書，才會被槍斃，余金柳因而未能繼續升學。

　陳淇澤在被拘禁初期，家中被敲詐付了3次「紅包」要救他，結果都石沉大海。後來靠著台大教務處開示的證明，表示陳淇澤並未參與任何抗議活動，陳淇澤的無妄之災才告一段落。在被關的半年中，由於活動空間極小，幾乎無法動彈，看守所的人員還三不五時的捉人出去毒打斥罵，所以陳淇澤出來後，身體仍很虛弱，台大校方請陳父將陳淇澤帶回岡山調養身體，一個月後陳淇澤才再回到學校。陳淇澤台大畢業後，在岡山合作金庫上班，1970年退休後又到民間成衣廠工作20年。一直他到2018年9月過世，仍等不到當年加害者的任何道歉，臨終前他表示，「希望後代永遠記得228的血淚教訓，不要再重蹈覆轍！」[47]

　在高雄要塞司令部被拘禁半年的王福堃，二二八事件的陰影卻永遠再揮之不去，王福堃先生終生不敢再擔任公教人員。[48]

雄中教師李碩楷由於是高雄市二二八事件的重要領導者，於二二八事件後，為躲避國民黨的緝捕，李碩楷隱姓埋名逃到香港及上海，加入謝雪紅的「臺灣民主自治同盟」，^[49]於1995左右在大陸逝世。^[50]

　二二八後在台南的李凱南，於同年5月加入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臺南地區工委會組織，繼續反抗國民黨的統治。他曾在台南的大內、玉井、楠西、南化等地，以墾荒的名義吸收農民加入組織，後來在後堀建立武裝基地，擔任「後堀基地支部書記」，收集槍械以配合共軍攻台。^[51]1950年春，國防部保密局偵破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台南地區的組織，李凱南於同年10月5日被捕。李凱南被捕後表示他「犠牲到底永不後悔」。^[52]他被關在軍法處時，曾主導策劃逃獄，於1951年2月16日發動名為「吃麵包計劃」的逃獄行動，可惜功敗垂成，^[53]同年5月21日清晨，於馬場町被槍決。

1987以後

　台灣政府長期禁止民眾談論二二八事件，岡山的二二八事件，要直到40年之後，才被打破禁忌。1987年2月28日上午，余仁德的學弟柯旗化，以及戴振耀，戴振惠、林再受、與陳真、邱千芳等五六名高醫學生，還有農民敎室成員十多人，到岡山公墓余仁德墳前，是余仁德過世40年後的首度公開追悼。

　1993年，高雄縣政府在岡山竹圍地區建造「和平公園」，是全台第一座為紀念二二八事件而建造的公園。

　2019年3月17日，在蕭朝金與余仁德同時被槍斃的72年後，岡山和平公園樹立「岡山二二八事件和平紀念碑」，為蕭朝金等人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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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慧玲等，《走出二二八的陰影》（台北市：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1991），頁25-26。

[2]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54-256。

[3] 〈國軍駐進岡山〉（1945年12月11日）。《民報》，第2版。

[4] 〈三暴漢穿軍服，無端槍斃米商，岡山深夜發生慘案〉（1946年7月26日）。《民報》，第2版。

[5] 〈岡山鎮民大會〉（1946年7月30日）。《民報》，第2版。

[6] 〈逃兵行盜，玩手榴彈〉（1946年9月27日）。《民報》，第2版；〈鳳山逃兵手榴彈恐嚇〉（1946年9月28日）。《民報》，第2版。

[7] 〈假冒檢察官欺騙罪犯家眷〉（1946年7月12日）。《民報》，第2版。

[8] 〈被拘者忽來拘人，到底誰是罪人？〉（1946年4月28日）。《民報》，第2版。

[9] 〈岡山郵局員召開，挽留局長磋商會議〉（1946年5月29日）。《民報》，第2版。

[10] 張炎憲等執筆，《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台北市：二二八基金會，2006），頁64。

[11] 楊尚強編著，《東瀛浮沉錄: 企業家楊承錦的傳奇》（台北市：英華電腦排版印刷公司，1993），頁18-20。

[12] 楊亮功、何漢文，〈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及處理經過〉《二二八研究》（台北市：李敖出版社，1989），頁73。

[13] 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市：時報，1994），頁127。

[14] 張炎憲，《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台灣共和國上冊》（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0），頁221。

[15] 岡山國小退休的藍高山老師說，當時岡山國小的凌匹校長和部份年青老師，還想到大崗山去「勸服」軍隊不要傷害岡山人，唯經他勸阻而未去。

[16] 高昭義編著，《台南高長家族族譜》（台北市：家族自印，1996），頁331。

[17] 許雪姬等，《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下〉》（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21。

[18] 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頁127。

[19] 蘇福男，（2010年2月28日）。〈228冤獄半年 陳淇澤不堪回首〉。《自由時報》，南部版。

[20] 〈吳水燈口述歷史〉，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xfZ0lLqx8M。

[21] 柯旗化，《臺灣監獄島：柯旗化回憶錄》（高雄市：第一，修訂再版，2002），頁77。

[22] 張炎憲，《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台灣共和國上冊》，頁219。

[23]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彙編，《二二八口述歷史補遺》（臺北市：二二八基金會，2007），頁104-106。

[24] 張炎憲，《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台灣共和國上冊》，頁221。

[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頁427。〈台灣省「二二八」事變現在逍遙法外份子名冊〉資料中，有位住在彌陀鄉的醫師，名字為「李潤年」，應是「李潤宇」的筆誤。

[26]  許雪姬等，《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388-94。

[2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憲兵第四團第一營第一連高雄管區二二八首謀份子調查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六）》（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頁116。

[28] 陳嘉翎，《王秀雄：美育人生》（台北市：史博館，2010），頁28-30。

[29] 張炎憲等執筆，《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頁71。

[30] 林元輝編註，《二二八事件臺灣本地新聞史料彙編(第一冊)》(台北市：二二八基金會，2009)，頁367-368。

[3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高雄縣警察局二二八事變逮捕人犯處理情形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五）》，頁661-669。原始官方資料書寫為「劉登基」，其家族晚輩表示是「劉登居」才對，本文後續以「劉登居」書寫。

[32] 涂淑君，《南瀛二二八》（臺南縣新營市：南縣文化局，2001），頁40。

[33] 陳翠蓮，《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台北市：時報，1995），頁268-280。

[34] 張炎憲，《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台灣共和國上冊》，頁220。

[3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五)》（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頁665。

[36] 涂淑君，《南瀛二二八》，頁61。

[37] 此資料由余仁德之妹余金柳提供。

[3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五)》，頁665。

[39] 許雪姬編纂，《續修高雄市志卷八社會志—二二八事件篇》（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94），頁174。

[40] 張炎憲，《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台灣共和國上冊》，頁220-221。

[41] 藍博洲《高雄縣二二八暨五○年代白色恐怖民眾史》（高雄縣：高縣府，1997），頁346-347。

[4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五)》，頁665。

[43] 蘇福男，(2018年2月27日)。〈岡山228遇難者劉登基 後代絕口不提傷心事〉。《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350424。

[4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編輯，《口述歷史第四期（二二八事件專號之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351-354。

[45] 高昭義編著，《台南高長家族族譜》，頁309。

[46] 許雪姬等，《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頁229。

[47] 蘇福男，(2019年3月3日)。〈岡山228遇難者劉登基 後代絕口不提傷心事〉，《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714962。

[48] 陳嘉翎，《王秀雄：美育人生》，頁28-30。

[49] 藍博洲〈吳克泰：一條曲折前進的認同之路〉，http://chinatide.net/xiachao/page_298.htm。

[50]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上冊）》（台北市：唐山，2005），頁58。

[51] 李敖審定，《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下冊》（台北市：李敖出版社，1991），頁136。

[52] 李敖審定，《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下冊》，頁132-135。

[53]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上冊）》（台北市：唐山，2005），頁130-139。